如何看待这些数据？潘家华认为，从方法上看，所有这些成本测算忽略了社会成本。从经济上看，这些测算没有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首先，从全社会视角，不论在何处，均有一个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农村现实情况投入少，并不表明未来投入也会少。近年来，国家财政已经逐步实施低保社保等社会全覆盖，尽管不同地区有差异。如果这样，市民化的成本，应该只计入增量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第二，市民化伴随着资产的转移支付。城市扩张用的土地，显然来自于农民。如果说土地置换这一安排有依据的话，至少市民化不需要额外计算土地成本。

在宏观经济层面，市民化的成本，均是一种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投资，产生投资的乘数效应，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城市基本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是成本，但更是就业机会，生活品质。因此，对待成本，需要科学全面地分析。

突破利益格局

市民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但市民化进程却受到一些阻碍。原因何在？如何化解？

潘家华认为，受到体制保障的既得利益格局羁绊市民化进程。城乡二元户籍格局衍生出来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多重二元构架，造就权利的强势和利益的既得群体要维系和强化这一格局，而权利的弱势和利益的受损群体又无力改变这一既有格局。一些城市的决策者相信“成本”说，忽略权利或收益说，显然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认同和维护。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机会均等与基本保障的实践，有可以学习和借鉴之处。留美的中国学生，除了一少部分在高校和国家研究机构外，多数非常坦然的在私营企业或自我创业，似乎少有体制内外之分。笔者举家在欧洲8年，不论是求学还是工作，包括家属在内均享有社会基本保障，孩子的小学初中教育和医疗，均由所在国纳税人(也包括本人)统一承担。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7.8%，25年后提高到72.1%，其城市化速率几乎是中国的1倍。为了解决“打工者”住房问题，日本建起了“公团住宅”和“公营住宅”等利用公共资金建设的公共住宅。196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分散”计划，使人财物从大城市反流回地方，就近就业，就地城市化。上个世纪中后期的亚洲“小龙”新加坡，从独立到1980年代初，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短短20多年时间，政府住房发展局给80%的国人提供了楼房单元。在1990年代，甚至高达近90%的人口住在住房发展局提供的房子里。进入21世纪，随着人口老龄化，新加坡住房发展局开启养老住房计划，一居室单元房面积分35平米和45平米，产权30年，售价4.78万-7.17万新加坡元。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人口高度密度，通过政府垄断和私有化的住房政策，不仅保障了居者有其房，而且为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打破利益格局，需要立法执法。如果我们的城市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忽略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不可能最大化。要打破现实利益格局，首先，必须要在法律上理清并确认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既要看到成本，也要看到收益。第二，以立法形式，使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分散化、市场化。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之所以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多，城市病突出，不堪重负，关键在于行政权力的集中导致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垄断。中国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资源，几乎都集中在一线和省会城市，而众多三线、四线和中小城市缺乏就业机会，难以安生立业。第三，最重要的，是执法，而且不是选择性执法。应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发育，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社会保障等，均有明文规定。但是，一些城市和决策者选择性执法或规避一些法律，使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如果垄断型国有企业的性质是全民所有的话，那么其工资收益不应与国民平均收益差距太大；如果储备的国有土地是国有的话，其收益用于市民化的保障房建设，可以弥补大量资金缺口。

潘家华表示，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获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各种直接和间接收益，忽略或拒绝认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极大地阻碍和延缓了市民化的进程，不断积累并放大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代价。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他们需要的，是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政治、劳动权益和均等的机会。于社会，于经济，农业转移人口的收益远大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