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现代城市不是“造出来”的，也不是单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集聚各种要素开展工业生产活动，创造财富，增加收入，造福人类。不管城市化的发展路径有多大的差异，其基本逻辑是相似的，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原因，城市化是结果。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的功能也会逐渐趋向多元化，这既是多元要素在大规模城市集聚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城市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最后，当城市居民收入和城市拥挤程度持续提高时，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于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将会被更为高级的知识生产活动（服务）所替代。如果上述的因果关系是正确的，那么发展城市化的有效手段应当是工业化。

但是，在今天中国，有许多人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做了错误的解读，以为城市化可以脱离工业化而得以实现，于是便有了与工业化相脱节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第一，假如城镇化仅以乡村人口的集中居住为目标，那便会成为一个与工业活动没有内在联系的、纯粹的“造城运动”，它既不会带来就业机会，也不会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以，试图以此种城镇化来增加内需是不可能的。

第二，城镇化若是以乡镇、甚至中心村为单元，便无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可言。一个没有本地市场效应的城镇若是位于内陆地区，那就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千万不要以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小城镇为模板，将其简单复制到内陆中西部地区去，因为东部沿海的小城镇靠的不是本地市场，而是境外的国际市场。

第三，城镇化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会成为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但是，这种纯粹“造城”性质的投资显然是非生产性的。凡是非生产性的投资都是吞噬社会现金流的，当全社会的现金流不断地转换成为存量非生产性资产的时候，社会生产性资本的形成率就会趋于下降，进而导致远期潜在产出率和就业率的下降。

我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真是按照以上逻辑展开，那么中国就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最终都走向了长期经济衰退。埃及人用几千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建造了金字塔，从而使得此后的埃及再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经济增长；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为了一个死去的爱妃，居然动用16年财政修建了泰姬陵，此后不过数十年，莫卧儿王朝便寿终正寝；1495年开始远洋贸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曾经积累起大量的金银财富，但是它们犯了与以上这些古典文明一样的错误，没有能够把这些财富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大规模地兴建宫殿与教堂，把货币换成了砖头，最终没有能够在欧洲社会率先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所有以上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推行错误的城镇化“运动”，致使中国始于1979年的经济奇迹归于终结。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延伸观点：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新城”变“空城”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盲目追求快速城镇化而导致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现象。因缺乏产业支撑，出现了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很多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如内蒙古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一座豪华新城——康巴什，原意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

误区二：城镇化“急切病”

据媒体报道，现在某些地方显得有些“急不可耐”，大有“赛跑”进入城镇化之势。这种“急切病”主要病症有二：一是过度搞集中居住，兴建农民社区，赶农民上楼；二是铺张产业发展“摊子”，大建工业园区，送农民进工厂。“急切病”一旦大规模发作，将对整个社会肌体造成危害。

误区三：将城镇化等同于房地产化

一些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卖地、盖楼、建小区，推进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镇化被狭义地放大成了城镇房地产业的发展。有专家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过去城镇化本身只是房地产化的结果，这将给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和房地产业带来深刻变局。

误区四：农民 “被上楼”

近年来，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某地宣布取消域内所有行政村建制，生生造出208个“万人村”；曾被评为省级生态文明村的一个村落，如今已被拆成一片废墟，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有的村被整体拆迁……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