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至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在提炼这两个重要会议的关键词时，中国社科院、中国气象局很自然地想到了“低碳城镇化”。城镇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集聚中心，是能源的主要消耗者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

“气候变化和城市群的发展是令人类更容易遭受灾害影响的两大因素。”11月4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成为规模庞大的承载体，更容易遭受灾害影响并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气候灾害愈加频繁，同时由于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城镇化建设面临更大的脆弱性和风险。

在当日举行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下称“绿皮书”）发布会上，专家们希望，城市能够更加节能、环保，走上“绿色、循环、低碳、生态”的发展之路。

然而，让专家们感到揪心的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碳锁定已逐渐形成，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

尚未绿色，已经高碳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是典型的粗放外延模式，特征就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资源环境代价大，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绿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说。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5%，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为了满足投资需求，未来20年中国城市将消耗全球能源的20%，并消耗最高可达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四分之一。

上述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扩张走的是一条粗放外延式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城镇化推进重速度、轻质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另一方面，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明显，资源配置效率低，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高消耗、高排放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相生。

城市是大量人口与产业的集聚，对城市自然资源承载能力提出诸多挑战。以水资源为例，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2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许多地区已经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源，导致日益严重的“水质性缺水”。在流经城市的河流中，有60%由于污染而不符合作为生活饮用水源的水质要求。

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已超过2000万，远远超过其资源承载能力，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大城市病”难以避免。

“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分析说，一方面是中国自有资源环境不足以支撑现在的高碳高排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低碳城镇化涉及上百个产业部门数万种产品，既有存量升级改造的问题，也有增量优化调整的问题。

“城镇化的速度不是问题，如何避免被高碳锁定才是关键，只有保持城市适度的规模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庄贵阳说。

发展与转型矛盾突出

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90%，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国的98%。中国地级以上287座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2%。

“仅占全国地域总面积13.3%的市辖区，消费了全社会电力的55%。可见，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市辖区是能源消费密度集中的区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胡秀莲认为，中国城市发展与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如何避免高碳化发展模式的各种挑战。

高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能源消耗。胡秀莲介绍，受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近20年来均徘徊在70%左右。燃用同等热值的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煤炭要比石油高出25%以上，比天然气高出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