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规划师的节日”之称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落幕。本届年会上，城镇化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热点。

围绕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要素、城市文脉的传承、城市交通的组织运转等话题，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给听众带来不少有益的启示。

健康城镇化的底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仇保兴认为，实现健康城镇化或新型城镇化，关键要解决哪些是底线问题，其中，第一条底线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超大城市会自动吸收人口，因为它有集聚经济优势，有行政资源配置优势，有历史的积淀以及人居环境优势，这些优势创造就业和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就产生流动，这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据统计，我国实际流动人口近三亿，但在省外的流动人口只有8600万。这些跨省流动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东莞，排名前四位的城市吸引了近3000万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则吸引了4351万。而根据新城理论和有机疏散论，凡人口在300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必须实施有机疏散，不要等产生覆盖效应时造成对大城市不可挽回的影响。

中小城市尤其城镇群轴有大城市不可替代的功能。因为经济活力的存在以及交易的品种，是根据大中小城市不同功能来划分。大城市是国际贸易，而中等城市是区域增长的发动机，小城市是为周边服务、集散的一个服务基地。特别是为周边三农服务的总基地。这是大中城市都不可替代的。从历史上来看，凡是中小城市发育良好的国家，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系统性、可持续性都比较好。

小城镇应该怎样去建设呢？仇保兴认为，首先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城镇规划的管理机构。其次要有一套必要的基础设施，比如，供水和垃圾处理。第三要有地方化的绿色建筑的管理机构，要用地方化、地方风格、地方文化，但实际是环保的、节能的设施。第四个要按照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来配备学校、幼儿园、医院、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

此外，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防止出现空城也是健康城镇化的底线。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主任林坚认为，城乡规划中要注重权益，重视土地发展权和各方权益，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看总体利益，从开发商、原住民和受影响者角度看个体利益。另外加强协作规划，要融合多元规划主体力量，确保居民和群众团体的参与权，规划要发挥好这些利益主体协调平衡中的纽带作用。在实践中跟土地权益人直接配合搭建规划，也是未来城乡规划考虑权责管理时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在城镇化中延续文脉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文脉的保护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热门话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微博）在《城市文脉如何才能延续》报告中提出，城市的文脉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它的基础是城市的人，城市人的文化。探讨城市文脉应首先明确一点—今天城市的巨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农耕社会，大家适应的是这样一种生活生产方式。到了近代，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导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城里人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样的巨变面前，文脉的延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抽象的方式来继续的。

这就要求在延续文脉时，必须要把保护遗址文物与城市发展区隔开。作为主要供人们生活、生产和生存的城市，是不可能完全停留在原来的阶段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在经历一个三千年所未有的巨变的社会。“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的北京还是停留在明朝、清朝，甚至于元朝这样的形态，也绝对不可能再承担起这么一个大国的首都的功能。”葛剑雄表示，因此，最妥善的办法是把新城和旧城区隔开来。作为历史的遗存，作为文物，应该是绝对的保护，但是作为城市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在整体保存不可能的状况下，延续城市的文脉，还要在城市内部划出一定功能区服务不同功能。有绝对保护区，有缓冲区，也有可以只是保持它的个体，甚至于可以必要地流动。

葛剑雄对现在一些学者片面强调绝对的保护，却忽视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的思想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专家学者应该有一种整体观念，而不是片面地强调自己所关注的那一个方面，对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来讲，更主要的必须具有整体关怀。

仇保兴也对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保护文化、自然遗产也是进行健康城镇化的一条底线。“对城市的选择，对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们城市表达上是西方的规划学家梦寐以求的。”

仇保兴表示，实现健康城镇化应该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整合各种区域做成国家公园体系，保护城市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像青岛把八大关整个历史片区就完整保护了下来。同时，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拒绝市场机制对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侵蚀、破坏、毁坏。

交通与土地利用并行

随着城市不断扩大，交通问题愈发严重，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内容。作为研究交通问题的专家，香港大学地理系主任王缉宪就如何将交通运输元素嵌入城市规划进行了解读。

“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是一对互动关系，像鸡和蛋到底谁先出来，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情，特别对发展一段时间的城市而言更是这样的。”王缉宪开场就谈起了对两种规划的认识问题。在40多年前，城市交通被认为是城市发展一种衍生功能，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只要根据土地利用强度、功能进行预测和规划建设就可以。“可现在我们才明白，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考虑使用什么交通方式为主，什么为辅，城市到后来可以病得很惨。我们现在很多城市正经历这个惨痛的教训。”

王缉宪表示，对于现代城市而言，选择何种交通方式不仅与土地利用有关，而且还和城市的很多细节结构有密切关系，必须一起看、一起规划；要将经济效益、环境友好和社会公平综合考虑，而发展公交导向是现阶段一种较好的选择。但是在进行公交规划时，要充分考虑运输的需要，考虑运输活动本身的经营方式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关系，甚至融资体制。以香港地铁为例，其设计到经营，对于城市规划而言，绝对不仅仅是负责解决多少交通量的问题，而是将提升的可达性转变为土地和物业租金的上升。地铁公司再通过经营物业的回报继续发展铁路和维持铁路运行。

有了好的理念还需要做好交通设计的细节。“就拿人行道来说，人行道的设计一定要符合行人优先的原则，要做成人在路上走，汽车就要让路的路面。这是一个认识水平的问题，需要以人为本，最后落实到这些细节。否则，有多么好的理念、原则、指标，到这儿全回来了。”王缉宪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