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谈他的城镇化研究经历

“我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按照不同阶段所关注的重点内容总结为八个字：规模、机制、区域、新型，”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说。

30多年来，在学界对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进程中，胡必亮几乎参与了各个不同阶段。

1983年9月21日，被誉为“世界级社会科学家”的费孝通教授在南京做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报告。次年12月，费孝通的“江苏小城镇研究讨论会第二次会议”上，胡必亮递交了他第一份关于小城镇研究的论文。

1989年春节后，第一次“民工潮”出现时，胡必亮就和同事们一起守在北京火车站，采访调查来往的农民工。基于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的研究视角开始从小城镇，逐步转向中国城镇化的“机制问题”。

此后的学术生涯中，胡必亮有了更多的机会实地研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土研究，不断丰富对中国城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不同的平台给了我不同的视野和学术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在每一个阶段的认识都在进步，而这又和中国城镇化研究的四个阶段高度契合。”

调研小城镇 探讨“什么规模才合理”

第1阶段

规模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城镇规模，究竟是发展小城镇呢，还是发展大城市？一派学者认为，小城镇靠农村，有广大的腹地；大城市得到政策的支持，一般都发展得比较好，而中等城市发展明显不足。

华西都市报：你研究中国的城镇化30多年了，最初是什么促使你做这项研究？

胡必亮：最早接触城镇化研究是1984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费孝通教授带领一个团队在江苏做小城镇调研，年底要开一个关于小城镇的研讨会。我当时刚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一个新的课题组，是专门为完成当时承担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 研 究 中 心 委 托 课 题《1986-2000年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研究》而组建的课题组。由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直接与农村集镇发展密切联系，于是研究组的组长就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农村集镇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文章，带文章去参会，向费老等专家学者学习和请教。经过向两位资深研究员的请教，我写出了第一篇与城镇化有那么一点关系的文章，并油印了50本。

后来在1986年，我向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申请了一项与小城镇相关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批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是由杜润生杜老亲自挂帅的。

这个课题是研究农村的小城镇发展问题，主要是县以下的小城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并对2000年的农村小城镇发展趋势做了分析与预测。我当时只有25岁。

华西都市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化研究呈现出什么特点？

胡必亮：两个字概括，就是“规模”，城镇的合理规模问题。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城镇规模，究竟是发展小城镇呢，还是发展大城市？最多的一派学者认为小城镇很重要，过去小城镇发展严重不足，现在该大力发展；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大城市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城市发展有其规律，其中规模经济就是一个客观规律，相当多的中国城市的规模还不够大，发展大城市可以起到强有力的带动作用；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发展中等城市比较重要，当时中等城市实际上处在大城市和小城镇中间一个凹陷区，很多中等城市不仅没有发展，而且还衰落了。这主要是指那些地级市，加上有些比较大的县级市，它们的经济实力一般不强，也得不到政策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学者认为，小城镇靠农村，有广大的腹地；大城市得到政策的支持，一般都发展得比较好，而中等城市发展明显不足。

这些都是城镇化研究中涉及到的城镇规模问题。

关注民工潮 思考“城市机制的转型”

第2阶段

机制

看到“民工潮”的出现，我就在考虑这个“机制”的问题。大量农民工来了城市，但城市并不接受他们，就有可能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华西都市报：在这之后，城镇化研究又进入到了什么阶段？

胡必亮：1988年初，我跟随当时以国家科委为主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和美国的东西方中心联合做了一项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研究。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从各种场合的研讨中以及从我与中外同行的交流中，感觉到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好像并不都是规模问题，而是机制问题。

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让发展大城市，大城市就发展，搞个政策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就发展，好像是由政府控制的，但在这样的表面现象背后，城市的成长实际上是有它自己内在的成长机制的，（那就）是市场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当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开始起步的阶段？

胡必亮：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现象，就是“民工潮”的出现。这成为一种现象，首先出现于1989年春节后的2月底3月初，所以我们必须要探讨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问题。

当时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为什么要进入城市，这背后就是市场动因。

在城市，有就业的机会，有挣钱的机会。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部分人进入了乡镇企业，但乡镇企业容纳能力有限，所以有一部分人就被另一股市场力量推到城市里来。

1989年三四月份，我们研究小组在当时的所长陈吉元和室主任庾德昌的带领下，分成小组，轮流在北京火车站出口处守候各路农民工，采访他们，了解他们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是否已找到工作，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工作的，收入预期多高，等等。

同时我们也对进入北京市的农民工数量做出基本估算。基于这样一些细致的工作，由我执笔起草的一份“关于解决农民进城问题的对策建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送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手中，希望对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和做出相关决策有所帮助。

华西都市报：农民工是你研究城镇化机制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胡必亮：当时看到“民工潮”的出现，我就在考虑这个“机制”的问题。如果农民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到了城市，但现实的城市发展机制仍然还是政府控制型的，即主要是通过户籍制度来控制的，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冲突，大量农民工来了城市，但城市并不接受他们，就有可能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1989年4月，我写了一篇关于城市机制的论文，叫“中国城市机制及其转型”。我在文章中，建议城市的发展要由它的客观的机制来推动，这个机制运行的主导力量应该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当然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由单一的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它一定是市场和政府配合的结果。

我当时的基本思想是，城市发展规模并不是政府说了算，城市规模有多大，合不合理，主要的决定力量在于市场，而不是政府。

华西都市报：当时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人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