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为了“强制”大家采用公共交通，Ruth介绍，作为伦敦的商业金融中心，伦敦城和很多市中心商业区都不设停车场。“这迫使很多上班族不得不搭乘公共交通，或在进城前转乘和租用各个街角都有的城市穿梭自行车。”

记者在伦敦城街头和地铁站口，果然找到了可供租用的自行车。而古老的街道虽然不宽，但多数都划有自行车道。上下班时间的CBD街头，不时都会碰到从地铁出来转骑自行车的白领。

此外，伦敦还提出“为拥堵买单”的计划，即征收拥堵费。“我们通过引进碳价格制度，征收二氧化碳税，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向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费用，以降低地面交通的碳排放，同时大力发展电动汽车”，Ruth介绍。

通过规划、税收、补贴、教育等手段，曾经市区拥堵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仅“为拥堵买单”计划，就使伦敦中心区特别路段的交通量减少了10%-30%。

人口疏导

上世纪50年代末，伦敦在离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内建成8个被统称为“伦敦新城”的卫星城，用以疏导城市人口。

基于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大城市常见的人口过度集中，居住条件恶化，房价难以负荷的问题，在伦敦也得到缓解。

伦敦市环境与健康管理署官员介绍，1946年《新城法》通过后，伦敦掀起了新城建设运动。到上世纪50年代末，在离伦敦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内建成8个被统称为“伦敦新城”的卫星城，卫星城与伦敦市区间通过公共交通网络连接。旨在通过这些“既能生活又能工作，内部平衡和自给自足”的卫星城疏导城市人口。

经过为新城引进企业、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等一系列措施，这一时期开始，以大伦敦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群，伦敦都市圈由封闭到放射，既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经济区，也避免了单中心城市高度集中的城市弊端。

Ruth说，在伦敦市中心的上班族里，居住在伦敦市中心的并不多，大伦敦地区发达的轨道交通有效解决了居住往返的问题。而伯明翰、利物浦、曼切斯特等商业发达、生活舒适的周边城市，也为伦敦承担了一大部分人口压力。

而针对伦敦市区居住人口、特别是“无房”外来人口，伦敦也积极通过发展公房和住房租赁市场解决问题。

这一天是英国的公众假日“银行假日”，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放假一天。在几乎空无一人的伦敦金融城，kelly的浙江老乡凌彬打开了位于伦敦金融城自己创办的外汇公司大门，处理来自于北美市场的交易，并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

凌彬说：“二三十年前，伦敦几乎没有房子可租，但金融城通过立法，为外来人口提供出租屋。要不然我的公司也不可能在这里立足。”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伦敦市政府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并于1980年、1984年、1986年相继颁布了《住房法》、《住宅与建筑法》、《住宅与规划法》等法案。自此之后，政府持有的公房开始大规模出售给普通居民和其他私人机构，并鼓励居民通过租房、抵押贷款购房等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虽然伦敦住房供应更多地转向市场机制，但也通过住房补贴等方式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权益。”凌彬介绍，伦敦的居住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自有住房，二是租住私房，三是租住公房。统计显示，目前英国居民中有68%的居民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另外32%的居民租房为生，其中22%向当地政府租赁公房、10%租住私人房屋。

手记

城市治病

你我有责

在伦敦市中心寸土寸金的西敏寺地区，肯辛顿公园和海德公园两个相邻的开放绿地公园占地2.5平方公里，湖泊旖旎，树林茂密，天鹅白鹭等鸟儿和谐栖息。而在不远处对冲基金集中的Piccadilly附近，占地19公顷的格林公园，依然给城市增添无限绿意。散落于伦敦街头的各种成片绿地、花园更是数不胜数……无不充分反映这个城市对人居环境的重视程度。

伦敦从“雾都”焕发新生告诉我们，尽管今天我们面临着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难题，但只要下定决心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也一定能重新过上天天蓝天白云的日子。

实际上，城市治理殊途同归。对比伦敦和广东来看，伦敦的不少做法和手段，广东也在应用，比如发展公共交通、控制污染排放等。但伦敦向市民推广、教育绿色低碳的理念值得广东特别重视。

“我们城市的环境与健康部门除了制定部分环境法规和措施，事实上承担最多的日常工作，是引导和服务，向整个城市居民、企业倡导低碳环保的理念，同时提供转变高污染行为的规划和方案”，Ruth Calderwood表示，在理念提升的前提下，城镇空间的品质和人居环境改善，是伦敦实施城镇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从我们每个人来说，城市病的治理不能依靠政府或者少数人的努力，光是抱怨或自嘲也于事无补。我们身在其中，就应该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朴素的道理，其实往往是最治本最有效的。城市治病，你我有责。

落地

低碳城市建设

广东开出药方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作为国内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之一，2012年底广东的城镇化率达到67.4%，珠三角更高达83.84%。研究显示，城镇化水平超过50%后将是城市病的爆发期，这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一大课题。

从伦敦的经验来看，环境治理的强制立法，城市发展规划引导，公共交通系统的倚重，绿色低碳理念推广和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等或是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从伦敦走过的高污染、难治理道路来看，对广东来说，城镇化的关键并不在于城镇化率的高低，而在于城镇化的质量，包括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等。

虽然与伦敦等国际先进城市相比，广东目前的差距是明显的。但正如国家信息中心战略规划处高辉清所说：“广东发展新型城镇化最大的优势是同时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城镇化过程如能和经济转型挂钩，以城镇化促进产业转型，找到一条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协调发展的道路，成功率会更大一些”。

值得高兴的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已经开始先行先试，力求为全国探索经验。上月底，广东省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就广东建设国家低碳生态城市示范省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

在这份协议中，广东将创新城乡规划编制方法，在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这“三规”的基础上，率先引入“碳规”——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积极发展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更大力度建设城市步行、自行车“绿道”；推进垃圾分类，优化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积极实施“城市降温”行动等，都对破解当前令人诟病的“城市病”一一开出了药方。

对广东“城市病”的治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HS研究中心主任王晓辉还特别建议，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的特性。“比如在治理污染和减少碳排放上，广东可结合岭南亚热带地区气候特征，通过室外风环境优化设计，减少热岛效应，降低建筑能耗。优先发展可高效吸收二氧化碳的景观绿化体系，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充分利用天然采光，高效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减少住宅常规能源的消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