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现行总规的上述评估意见，规划部门得出结论：北京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规划的整体性与实施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规划实施的体制机制有待创新和完善”。

现在看来，北京市修改城市总体规划的政治环境已经成熟。2013年12月12 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特大型城市发展布局给出两条指导原则：一是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二是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划定开发边界。

这成为北京市修订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之一。黄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此次总规修改的主要目标，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新时期首都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并为统筹解决目前发展面临的“大城市病”做好基础性工作。

黄艳表示，此次总规修改将有的放矢，即“抓住困扰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尤其是将以问题导向为方法，“希望能改革规划的编制方法”，也就是“将过去单纯的蓝图式和目标式的总体规划，转变为强调制定公共政策、强调制定实施规划的约束条件”。

北京规委的回复：修规新五条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回复中，首度披露了北京市下一步城市规划修订工作的战略方向，包括五项内容—

一是明确和强化新时期首都功能职责的战略定位，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加快宜居城市建设；

二是提出在规划实施中，如何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控人口规模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降低新征占土地规模、减少工业用地比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等目标的管控政策、路径和条件；

三是优化城乡空间布局，首先做到“两规合一”，即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完全统一。黄艳认为，城乡土地空间的管理要在一张图、一种条件下，才能真正遏制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下一步将通过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控制建设空间，扩大绿色空间，推动城乡建设集中紧凑发展；

四是改革城乡规划编制的方法和实施管理的方式，从扩张性规划转变为约束性规划，从目标式规划延伸为政策式规划，发挥城乡规划龙头作用，引领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并将积极推动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三规合一”，实现城和乡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五是统筹京津冀城际间交通、能源、水资源、产业、生态的布局，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在研究城市规划的专家看来，上述总规修改指导意见中，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后两条。即强调对规划编制和实施方法进行改革，以及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

实际上，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在1999年就首次提出“大北京”的规划概念。此外，他一直呼吁对“规划被部门化”的现状进行改革。

聚焦“城乡”和“生态”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为城乡规划建设转型指明了新方向。

据此，北京市城市规划修订将“建立城乡统筹规划实施机制”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空间管制”作为工作重点。

具体而言，在城乡统筹方面有两件大事：一是划定城乡统筹的规划实施单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规划和管理机制；二是重点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原则和实施策略，引导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和统筹、高效、集约利用。

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方面，有三项主要内容：一是综合考虑水资源涵养、风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要素，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是通过“绿环、绿楔、河流”等绿色生态体系将平原区划分成多个建设组团，限定城市增长边界，制定管控措施和机制，引导城乡建设集中紧凑发展，防止摊大饼；三是完善生态红线内的财政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两项规划修订重点，均针对当前城市发展突出问题。

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规划近于失控、城乡接合部矛盾突出的问题，已成规划部门的心头之患。北京市规划部门有关人士此前曾指出，北京市70%的外来人口，约有将近500万人住在城乡接合部“摊大饼”的地方。这些地方目前还没有被规划真正管理起来。北京市每年通过规划部门放出的用地约30平方公里，但每年为农村不合法占掉的土地却达80平方公里。农村的人口才100多万，但农村的建设用地却跟城市的建设用地一样多。

因而，规划部门担心，如果没有总量控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旦放开，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将面临严峻挑战。

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履行首都职能的重中之重。2013年9月，国务院领导专程到北京调研，对生态治理强调的力度非常大，提出了一系列硬性指标，尤其要求重点治理北京的燃煤、机动车尾气污染。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曾表示，未来在首都生态治理方面，除了行政措施外，法律和经济措施、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等多种措施都将跟上步伐。

跨行政区划协同布局

目前已从“学术共识”逐步转变为“社会共识”、“决策共识”的是，北京要化解自身出现的大城市病，单靠一己之力难以完成，需要着眼于京津冀一体化，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谋求跨区域合作。比如大气污染防治，必须由京津冀协同周边省市，共同合力，才能拿出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