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大中城市,多数仍处在经济规模和城市空间的扩张期,城市开发带来的土地升值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在设定转型发展的路径时,更注重投资驱动下的城市硬件功能的提升,如在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开发、立体的高速交通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等投入巨大,对创新型企业的培育、新产业体系的打造,缺乏长远的、系统的政策支持,往往等到主导产业衰退时才被迫转型,造成发展的危机,这不利于城市创新功能的提升。
当前的中国城市转型行动,必须规避短期的政绩和利益驱动,要通过制度性的创新,形成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构建具备多元的富有竞争优势的新产业体系,以保障转型的方向不变、转型动力可持续,探索出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城市转型新路径、新模式。
首先,制定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刚性约束指标,主动推进中国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
中国当前的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产业体系不完善,主要产业长期处于世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产品附加价值较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一些核心技术和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产业可替代程度较强,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较低等。同时,由于产业的生产方式仍相对落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患上了“城市病”,失去了可持续发展动力。2011年世界卫生组组发布的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前100个城市中,有21个来自于中国。在世界产业竞争日益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提高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中国城市产业的整体升级,转变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要求。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行动中,必须在节能减排、经济容积率、研发投入、高科技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等方面制定刚性的约束指标体系,同步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产业体系,培育城市与区域的创新体系,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
其次,充分发挥新产业体系空间组织形式的多向作用,主动推进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
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产业体系,具有融合性、创新性、绿色化等特点,对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在整体空间结构的布局上要适应产业发展的网状需要。即城市在加强物理空间结构优化的同时,注重对虚拟空间的建设和功能的提升,以满足企业“全球在地化”和“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要求,在知识创新、产品研发、实验制造以及金融支持、物流保障、贸易服务等方面,形成一个系统的空间网络。这种空间组织形式的多向作用,会改变城市单中心的摊大饼的空间发展方式,转变三次产业分割、园区与所在社区分割、城乡分割等传统的空间组织方式,形成更具柔性化、一体化以及更强的对外连通性的空间格局。目前,新产业体系对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影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化城市中心区的高端集聚作用,以金融、高端商务、时尚消费等占据空间的制高点,加速推进“腾笼换鸟”,持续提升中心区的空间价值;二是建立新的研发基地、产业基地,再造新的城市产业空间,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空间组织从线性到网状化的变化,从整个空间形态上维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再者,围绕新产业体系整合高端要素资源,强化共性技术平台和信息中心、创新中心的功能导向,主动推进中国城市整体功能的转型。在传统产业体系支撑下的城市,主要是生产制造功能,新产业体系引领下的城市,则释放出创新、服务的新功能,促进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产业发展,主要以承接国际跨国公司的低端制造环节为主,很多城市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生产制造方面,即使是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在现行政绩考核标准的推动下,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项目的引进和产品的生产上,忽视了对城市创新功能、服务功能、消费功能、教育功能等其他功能的提升。新产业体系更加强调产业的创新和服务功能,创新和服务已经成为新产业体系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不再是产业发展之外的事情,而是产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创新和服务功能的提升都离不开知识的积累,教育为此显得格外重要,而创新的一体化发展,使服务终端的消费也成为创新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消费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提升均可以显著提高城市的创新和服务功能,进而促进新产业体系的发展。在新产业体系的发展带动下,生产功能在城市功能中的作用将逐渐弱化,创新、服务、教育以及消费等城市功能将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城市的整体功能也将因此发生全面的转型。
(作者系南京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在当前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行动中,政府的规划、概念引领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能否谋划、建构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体系、城市经济体系,以实现城市发展的“主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