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成：是的。比如说国外机构，他们虽有优势，但他们的规划缺陷也不少，比如，他们做的方案没有文字，讲解完之后，再回过头想去再看一遍的时候，没有讲解，就看不懂。此外，他们的规划小局部的范围内看得很清楚，比如一个小县，但对于一个城市的整体，一个大的区域，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从微观上看起来他们的规划很合理，但是从宏观上看并不一定很合理。

还有就是国外机构对国家的规划，对国家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发展，他们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于境外设计单位来说，由于它缺乏对中国区域、产业的了解，所以对于大一些的规划设计公司设计出来的方案，境外公司做出来的规划感官上很好，很漂亮，但并不能很好地落地，难以实现。

除此以外，由于国内产业园区数量较多，市场比较大，很多境外公司都存在一个规划多地区使用的情况，设计方案是很容易相互复制的。

因此，整体上来说，造价高昂、可操作性差、收费高是境外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

李伟：国内很多的规划设计机构凭借着对国内市场的熟悉以及对客户心理的了解，使设计方案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对我国自然环境以及地域文化的熟悉和了解，也是多数境外设计规划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而且造价高昂、可操作性差、收费高，也是境外规划设计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

杨保军：一个人先要吃饱才能吃好，在不同发展阶段，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从城市发展来看，这一点也是太多人忽略的，城市也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

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早就经历过人口大规模迁徙，相对成熟，大规模建设比较少，更多的是一些修修补补、更新完善之类的城市规划，速度也比较慢。

不同阶段的城市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在规划上也有一个说法是解决城市病。城市是会生病的，有的是营养不良、有的是营养过剩，所以在开药方的时候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城市开不同的药方。一个城市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用高级阶段的药方来治疗，就不会见效。

财力雄厚的城市和财力拮据的城市，他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应该应用不同的解决方案，你有钱跟没有钱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但是有钱跟没钱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是科学的，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一份既不失面子，又能解决问题之道的菜单。

发展解决的不同，导致国内和国外的差别，我觉得这不是差距。忽视了国情的差别，而简单看中了技术的差距。

因此，前段时间中央领导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提到，各地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突出中国文化特色和传统，不要盲目迷信国外的规划公司和设计机构。

李伟：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动不动就以国外作为参考，比如我们可以经常听见的，“这个规划设计国外有做的吗？”“这个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吗？”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在国外能够成功的事情，很多在国内并不成功，国外的情况很多并不适用于国内国情的发展。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改革发展，向西方学习，所以大家想当然地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学习。中国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因地制宜，去突破中国的一些制度壁垒，障碍，去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自身的问题。我更推崇的是区域内生性的增长，当然这种内生性的增长也要通过内部的力量去寻找外部的资源、技术、资本，然后促进区域内部发展，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把外部的东西直接植入，和内部发展的东西毫无联系。

扭曲政绩观：决策者喜好“高端大气上档次”

《中国经营报》：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洋规划热背后还有什么内在逻辑吗？各位专家认为地方政府的基本诉求到底是什么？

肖金成：之所以各地政府还普遍采用境外设计公司，也有政府的考虑。从各地政府的角度上来说，都存在着“选择境外的设计规划单位，就意味着与国际接轨”的想法，甚至有些政府会认为，“如果我选取了境外的机构设计规划，那对于未来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外资有帮助。”当然对于具体的合作意向条款会不会在合同当中体现我并不知道，但在很多私下的时候，地方政府都透露，之所以选择境外机构，很大程度上都是希望他们在除了做一个设计规划后，还能够帮助产业园区进行招商引资。但对于后来能不能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说，从政府角度上来看，既有崇洋媚外的因素，也有招商引资的策略。

李伟：通过境外规划设计单位承揽招商引资的角色，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很多境外设计规划单位对国内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他可能仅仅是能够拥有一些境外投资人的背景，而要这些境外投资人真正选择到一些三四线城市，这样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是面临招商无门路的现状，也愿意做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尤其是一些境外机构说自己拥有一些境外投资的关系，就难免使得有些地方政府从这方面考虑。但真正让这些境外投资人选择到国内某一地方进行投资，并不是很容易。而规划设计也仅仅是境外投资人看的一个方面，而这个地方最终能不能够做起来，主要还是靠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而把规划设计与招商引资挂钩，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脱节的做法。只能够说明我们在管理上的想法还是极不成熟。

杨保军：一些地方政府还希望有一些别开生面的，不合常理的规划方案，让大家眼前一亮。这其实也是政绩观的问题。

近几年来区域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这主要表现在对外来资本的争夺，对招商引资的争夺，急于改变城市的形象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因为这都和GDP考核挂起钩来。好多城市有一些不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急于改变：3年大变样，一年一变样。领导想在他手里一下子就让一个城市旧貌换新颜，似乎这样就能够给城市带来好处，建功立业，他们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他们有了这样的力量之后，就会不加克制地去利用这种力量。

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城市的生命周期是很长的，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人，留下他的作品、精神气质和文化。当品味一个城市的时候，历史越久远的城市，往往就会越有味道，往往能够透出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文化。

然而很多决策者忽略了城市文化的积淀、风情和历史，急于作出改变，按照自己的口味一概去拥抱未来，而不是过去，属于对前人的东西没有很好评估它的价值，而是大手笔的改变，进行激动人心的规划，这是一种病态的英雄主义情结。

很多决策者喜欢有震撼力，有冲击力的规划。而我们做规划的，是很反对这些的。你跟他讲科学的、可操作性的规划，他觉得合理是合理，但是不过瘾，没有震撼力没有冲击力。一个国家在某些时候是需要一些这样的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说奥运会，但要是每年每个城市都搞奥运会，我们是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