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农民因为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和房产卖了之后举家迁入城市。

但是，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如果这样做，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有的刚够支付去城市的路费，却再也回不去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农民的权益遭受漠视已成定局。

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城乡互通的人口流动，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因危机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让农民 “裸身”进城，有去无回，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很可能就此失去弹性。

错觉三：将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

当前，大量的村庄被拆，村庄的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基层干部梦想一步就把农村变成城市、希望因为并村而多出来的土地指标可以在城市中变卖。但是，如今不少所谓“农村里的‘城市社区’”都空在那里。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其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城乡互补发展，而是“城乡一样化”。 “城乡一样化”不仅可能导致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的丧失，也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建立。

错觉四：把农业现代化看成单纯的扩大土地规模。

世界上有两种现代化农业规模经济模式：一是土地规模型的农业现代化，追求每一户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这类模式在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占主导地位。二是在人多地少的原住民国，一般采取以适度规模的社会服务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在该模式下，农户种的土地可能只有几十亩甚至更小的规模，但是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都可以分包出去，由专业企业来提供低成本服务。因此，尽管每户农户拥有的土地不多，却还是可以形成经济效率。这种规模服务型的现代化农业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很普遍。

我国绝大多数省比较适宜采用第二种模式。而河南、东三省等地是适用于土地规模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子的。在我国，这两种模式可以并行不悖。其中，自然村落和小城镇无疑可以是建立规模服务型现代农业模式的基地。

城镇空间务必保持紧凑

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中国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发展道路，把所有耕地拿来作停车场、交通道路都不够，由此被耗用的汽油将是3个地球的石油供应量。而这样的错误一旦形成，后人是没法纠正的

要想确保我国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城市空间密度要紧凑，达到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样的土地利用密度在全世界属于比较高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城市，包括新的卫星城建设，都符合这个空间人口密度要求，同时再考虑新增建设用地最好是非耕地或者少用耕地，我们在耕地保护、紧凑发展等方面的目标就实现了。

为什么要在城镇化中期提出城镇空间的密度问题？城镇化跟机动化高度重合的大国例子，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人们在欧盟旅游时会经常看到，出了城市一步，就是美丽的田园风光，而在美国，却是过了城市还是城市，连绵不断的低密度城市。一般而论，美国的城市破产有两类：一类就是像底特律那样的产业枯竭型；一类是由于城市蔓延，造成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费用成倍提高，久而久之导致城市破产。

美国、欧盟在文化上同种同源，但城市化的形态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欧盟是城镇化时期在先、汽车进入家庭在后，城市基本保持了紧凑的空间格局。而在美国，是城镇化和机动化同步发生，即出现“车轮上的城市化”，如火如荼的高速公路投资和郊区购房优惠信贷计划则加剧了城市的蔓延。而对我国来说，城镇化和机动化若同步发生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决不能走美国式的所谓“车轮上的城市化”道路。

如果要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规划中尽可能不出现各种功能单一的“区”，而要走向具有复合功能的新城。对于这些新城的数量、坐落和规划，也要严格把关。

第二，防止无序的农村建设用地审批。不少地方农村建设用地管理极为粗放，有些人还提出农村的建设用地要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如果那样的话，原来规划中用以为农业生产配套服务的建设用地很可能就会被资本扭曲。

第三，工矿用地粗放问题。前几年，各级政府热衷于各类开发区的扩建，造成工矿用地成倍增长，已成为滥占耕地、粗放用地的主要推手之一。

第四，小产权房问题。小产权房其实就是占用农地盖房。换句话说，就是农民不种粮食而改“种房子”以争取收入。小产权房的诱惑力很大，尤其是在地价高的一些城市。这种小产权房建设根本不按照城市规划，建筑质量也无法保证。如果城市就在一重又一重的小产权房建设浪潮中一步步向前蔓延，那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失控的摊大饼运动，城市低密度蔓延就会产生、加剧。

第五，因高速公路过度建设而导致的大量私家车出行。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中国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发展道路，把所有耕地都拿来作停车场、交通道路都不够，由此被耗用的汽油将是3个地球的石油供应量。而这样的错误一旦形成，后人是没法纠正的。美国现在的城市蔓延问题就是奥巴马纠正不了的。他要推动“绿色革命”，号召美国人回到城里住，但应者寥寥。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健康和谐的城镇化是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相互合理作用的结果。现在最怕政府这只手乱动。如果在大的决策上出现错误或者触动了上面所讲的几条底线，那将来的后果是很难纠正的。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决策是长久之计。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不仅是要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还要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发展空间和资源需要。若是自顾自地“寅吃卯粮”，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将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