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一些特大型城市，如上海、北京，人口已超过2000万，广州、深圳也达到1500万左右，以超千万人口作统计则更多，而且特大型城市还处于不断增长过程中。在城市规模扩大过程中，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如空气和水污染、交通拥堵等。解决大城市病，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要跳出单个城市独自解决思维，从城市群统筹协调发展上寻找办法。为解决首都城市发展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不但考察北京，还考察了天津、河北，召开了京津冀三地党政一把手联席会议，全面系统提出解决首都城市病，推动首都城市建设全面发展方针政策。

一个城市发展首先要根据城市本身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沉淀和现有基础，特别是城市环境容量，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北京作为首都，具有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流优势，但不一定具有经济发展优势。1949年以后，北京曾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提出要建设成为华北经济中心，导致以首钢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工业选址北京，大量工业企业落户北京，造成北京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虽然现在首钢已搬离，但北京第二产业比重还是很大，积累下来的问题一下子不能完全解决。

广州作为中央明确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广东省省会，人口已经达到1600万，也同样存在着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不明确问题。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迫切需要广州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但广州还是在制造业这一块与兄弟城市争饭碗。其实广州应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端第三产业和新兴高科技产业，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发挥省会城市引领带头作用。

在视察北京时，习近平提出北京要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有效控制人口规模。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类同，城市功能特色不鲜明，加上相互恶性竞争和行政壁垒，在一个城市群内，城市功能没有相互分工，每个城市都追求大而全，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北京与天津是完全可以相互分工的，北京强化政治、科技、文化和国际交流功能，天津依托大港口，发展工业和商贸业，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学界对京津一体化发展早就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但一直无法实施。

长三角城市群也同样存在城市之间行政壁垒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上海加快开发浦东，为适应上海经济发展，需要建设一个更大港口，但在杭州湾对岸，宁波已建有能停靠25万吨级船舶大港口，又打算建杭州湾大桥与上海相连，但上海还是花巨资在东海一个小岛上建码头，并在海上建30公里长东海大桥与浦东相接，造成宁波北仑港资源晒太阳，还不让杭州湾大桥落脚上海地界，最后只好落地浙江嘉兴。

同样在珠三角，这个问题更严重。原本珠三角城市群地域面积窄小，城市之间首尾相连，城市群发育成熟度超过京津冀和长三角，是珠三角一大优势，而实际上反而成为目前珠三角各城市进一步发展障碍。就广佛同城化来说，喊了多少年，也建立了市长协调会议机制，但进展不大。广州选址垃圾焚烧场，定到了靠近佛山顺德区一边，导致顺德政府和民众反对。前一段时间，广州提出要对外市机动车限行，导致了周边城市激烈反对。其实广州与佛山产业互补性强，地域几乎相连，文化相通，如果能够克服行政篱笆，两个城市都能够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当然城市际协同发展要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协商基础上，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成立高级别的协调委员会。最近广州与周边六个城市设立了七市长协商机制，应该说是一个好开端，但我们不能采用计划经济时代传统做法，通过简单的行政撤并来解决区域协调问题。

(作者胡刚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