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由10年前的偏低转变为偏高，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弱化，促使一般加工制造业向综合成本低的内陆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我国城镇化的低工资优势快速缩减，城镇化动力正在转变为服务业、信息业等高端行业。

2.我国总就业人口出现“拐点”，城镇化非劳动力人口负担沉重

2010年11月，我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内地总人口为13.4亿人，与“五普”时期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均人口增长739万人，比“十一五”规划年均增长1000万人少261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065万人，年均增长1.35%，比预计1%的城镇化进程提高0.35个百分点。

总人口增长速度持续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业人口增速从2005年开始快速放缓，近年来几乎保持零增长水平。假设今后五年我国城镇人口仍按年均2000万人口增长，根据近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估计约1200万人为劳动力人口，包括700万大中专毕业生和500万新增农民工。其余城镇所增加的800万人口均为被抚养人口，可见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人口负担比率远高于我国总人口的抚养比率。

3.资产价格高企与居民平均收入脱节，大学生、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被延缓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要素价格、资源价格以及资产价格不断向市场定价回归，劳动力价格也倾向于市场化定价。在这一过程中，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迅猛上涨，远远脱离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据有关学者计量，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在20-30倍之间，这样的房价水平远超出了新增就业人口或新增城镇人口的支付能力。

另外，受国内物流成本较高、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提升，对我国就业增长形成双向压力。这不仅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甚至影响到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乃至市民化进程，因而破除城镇化阻力的要求也日益强烈。

4.城镇化面临新老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双重任务，财政资金压力更加明显

今后的城镇化主要从两部分人口市民化入手，一部分是非户籍常住人口，主要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另一部分是新增城镇居民的市民化问题。

2013年我国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接近3亿人，其中农民工为2.6万人，农民工中在城镇购房的人数占比仅为0.6%，在城市独自租赁居住的占比为13.5%，合租居住的为19.7%，合计33.8%。其他农民工基本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单位工棚和经营场所。这就是说明这部分人口市民化的保障居住需求十分巨大，按一半家庭需要保障住房计算，至少需要1.3亿套保障住房。如果10年消化这部分人口的住房保障，每年需要1300万套。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新增城镇人口按80%需要住房需求计算，每年至少需要600万套住房，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保障居住。新型城镇化仅住房保障一项，每年大约需要3万亿元的财政资金投入。更不要说交通道路、养老医疗、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了。

5.新型城镇化要求加快城市转型，与亟须城镇化的人口素质存在脱节

一方面，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工业化后期的城镇化动力将从制造业转向房地产租赁业、专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等行业，对高素质人员需求量会逐步增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转型赶上了智能和互联网时代，高学历、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中等技术岗位同样面临严重的挑战。比如通常认为医生是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很难被取代，但是由于医疗设备技术的发展，机器的诊断正在替代经验丰富的医生。

制造业的流程化、分工精细化、智能化等管理，一般专业服务业也许会被智能技术所取代。这种人员需求和我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结构严重脱节，我国新增城镇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多处在低端，而大中专毕业生也难以达到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毋庸讳言新型城镇化人口素质和供给结构存在严重的“素质裂痕”。

新型城镇化目标和路径何在

面对我国城镇化现状和问题，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旨在解决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其全局性目标当然是促进社会向公平正义和稳定和谐发展，其次的目标是促进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

1.新型城镇化原则

一是在改革思维上有别于以前的思路，应更关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前，房地产占据了我国居民财富的绝大部分，推进城镇化必然涉及农村土地、房屋等财产的流转问题。在房地产流转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弱势群体，防止其财富流失或被剥夺，从而保护社会经济的有序转型。

二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应来自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革新，在于经济发展和知识外溢。提高从业人员的工资要建立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因而，加大科研投入，优化专业人员的激励机制，改革人才晋升和薪酬体制，是激发创新的必然途径。这也是弥补新型城镇化素质“裂痕”有效途径。

三是按市场规律推进稳步城镇化，促进新型城镇化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从美国经验看，现代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先后来自工业化、专业服务业和全球化带来的净移民，是随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遵循了市场原则和规律，尽管在有些时期也表现出了一些城市病，但最终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我国城镇化也应当遵循市场原则和规律，根据产业发展和变迁实现新城镇化建设，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2.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

一是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是基础。以前的改革是沿着“做大蛋糕，利益分配”的原则推进。在分配中，为了换取改革的推进，往往向权利持有者输送更大的利益换取，其结果造成收入分配曲线斜率更大。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有学者估计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收入水平是市民化的经济基础，新型城镇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应该是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消除收入“断崖”，以形成较为平坦的新收入分配曲线。

二是加强对非户籍常住人口财政转移支付。这部分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新型城镇化正是反补这部分人口的历史机遇，也是道义层面和经济建设层面所要求的。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收入是城镇化的根本路径，其方法包括增加对其转移支付和提高工资水平，但工资水平受制于生产效率和外部竞争力。在实施层面具体可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扩大“三险一金”的覆盖面、加大养老医疗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三是有序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平衡四大改革任务。新型城镇化的配套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生态环保、文化传承等制度改革。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新增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当将其一并考虑。但是我国城镇化所积累的问题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然也非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规划》时间期限为2014-2020年，在这一时间段中，如何有序进行制度改革仍需进一步细化和效果推算。

3.新型城镇化的策略与路径

为实现消除收入“断崖”，调整分配不公，推进新增就业人口和农民工的市民化的新型城镇化目标，中央政府出台了系统性、全局性的城镇化规划。在整体推进、系统安排新型城镇化措施的同时，也应当给予地方政府灵活安排，具体形势采取具体的路径和策略。

一是破除形成收入断崖的制度性因素，逐步提高农民工收入和从事农业人员的收入，消除收入分配中的“断崖”，平衡各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一条路径在于先打破制度性因素，包括户口管理制度、土地制度、用工制度以及住房制度等，是一次性地解决制度性问题。针对制度障碍开刀，是治本之策，但是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可能起不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比较适合资源、社会和环境尚有较充裕的中小城镇，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城镇人口过速增长的压力，并且解决这些制度性障碍是迟早的事情。并且其收入分配差距可能并没有大城镇那样巨大，其收入调节压力也相对较小，制度改革可先行推进。

二是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控制高收入、调节中收入、提高低收入”，使收入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逐步破除制度性障碍。这条路径属于逐步推进型，但是可以利用政策力量来制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有意识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弊端也清晰可见，即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没有足够的意志、力量和手段去制约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当然，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意志力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也可能会见到一定的成效。这条路径适合中等城市的过渡期安排，可适当辅助划拨土地、加强城市管理等措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三是用转移收入的办法补贴中低收入人群，比如建设保障性住房分配给农民工或低收入人群居住。这条路径是加快回补农民工和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加快非户籍城镇常住人口向市民的发展。适合拥有规模巨大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财政实力雄厚的大城镇。这些大城镇有足够的财政实力进行转移支付，加快保障房建设等，但需综合考虑该城市的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因而同时应当配合使用房价、税收等市场手段调节城市人口，并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方便退休老人自主选择养老、生活的地方，进而实现新老城镇居民的交替。

（作者供职于金融管理部门，文章系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