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城市的规模达到45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约8000人/平方公里时，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影响不再显现，“城市中国计划”称之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拐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而与此相较，上述拐点并没有出现在国际案例的发展路径上。国际领先城市在利用高人口密第带来的经济优势的同时，仍能维持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及高效的资源分配利用。

对比日本的东京和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2011年数据，东京人口稠密度为14440人/平方公里，与上海的14827人/平方公里相差无几，但东京人均GDP为72000美元，上海为13000美元，东京是上海的5.4倍；每平方公里GDP产出，东京为10.42亿美元，上海只有1.88亿美元，东京是上海的5.5倍。如果考虑到当前上海的住房价格已经超过东京，上海在经济发展、人民宜居、环境治理、交通管理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之间，无疑存在着无法填补的巨大鸿沟。

原因何在？而在中国的新一轮城镇化规划中，中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能否避免再蹈不可持续发展的覆辙？

对照当前国际城市规划和开发中普遍倡导的“精明增长”Smart Develpment的原则和标准，如绿色节能、艺术性城市设计、高质量住房、大量的开敞绿地、倡导使用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种族和阶层的多样性、良好的社区环境、尊重历史、强调公共参与等，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致命弊病及其成因是亟需解决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摊大饼”顽疾。所谓的“摊大饼”就是以现有市区为中心，向城市郊区圈层无限扩散的城市发展，例如北京市已经扩张到七环。一般而言，当城市规模不庞大时，集中的城市发展有利于节省建设成本；但是当城市规模很大时继续无边缘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交通、环境、住房、社会治安上的诸多问题。“摊大饼”式的城市布局，对于中国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拐点，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这种普遍的“摊大饼”格局的出现，与当前中国城市政府普遍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市场经营密切相关。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收入6.8万亿元，地方财政之外的土地出让金高达4.1万亿，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60%。巨大的利益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上锱铢必较，几乎不愿意拿出土地用于公共绿地、开敞空地。城市沿中心区密密麻麻、严丝合缝地向外摊开，导致城市功能混乱、人口无序、交通和环境拥堵。

包括二、三线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大城市脖，与这种城市经营理念支配下的“摊大饼”城市格局直接相关，并且这种格局在相当长时期无法改变。

第二个问题就是城乡分割严重、“城市如欧洲，农村如非洲”的发展格局。在中国的法律中，只有城市中的土地和建筑物可以确权和进入市场交易，农村土地和建筑物只拥有自然形态的使用价值，不能得到等同于城市的产权属性。这导致了只有通过政府征地、土地国有化即土地所有权发生转换之后，土地才能通过出让和转让使用权的方式实现“私有化”和市朝，而保留了名义所有权的集体用地，则更接近自然经济和受禁止的非市朝状态。

城市政府注重在城市规划区划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生地变熟地”的圈地运动，以利于下期环绕城区的新区开发。农村土地和建筑物的未来命运，靠近城市边缘的，有望通过征地和拆迁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自主开发住房并用于销售的，属于现行法律禁止的“小产权房”，其前景普遍不看好；远离城市的农村，由于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加之大量青壮劳动力留在城市，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呈越来越严重的边缘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