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城乡等值化”，是在中德项目启动之初就提出来的目标。这也是赛德尔基金一直尝试的理念。在南张楼村专门负责与德国方面对接的办公室主任袁重永看来，“城乡等值化”是让农民不用进城就能享受到城市的良好设施和就业环境。

首先是土地整理给村民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土地总量增加了，劳动强度却大大降低。种一季麦，只需拿出半天时间浇水，一天时间收割入仓，整个过程都是机械化作业，完全不耽误打工。

南张楼村留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工业，虽然发展工业与中德项目启动之初德国专家的设计有偏差，但是深谙国情的村委干部们还是坚持了自己工业留人的理念。

目前，南张楼村工业园区内的村办企业已经发展到95家，涉及机械加工、建筑安装、蔬菜加工保鲜等，安置了1400人就业，并吸引了周边村庄及外地300多人在此打工。

“黑屋子、土台子，这样的环境不改变，是留不住年轻人的。”袁重永说。

南张楼村东部农业区内大面积的蔬菜大棚，也为村民创收提供了条件。袁重永介绍，村里主要种植胡萝卜、山药用于出口，每年有3个月要收萝卜，仅这一项工作，忙季一个村民一天就能拿到300-500元工钱，一年可以挣几万元，而在大棚里整理蔬菜，每天也能拿到约200元的酬劳，从事这部分工作的大都是村里35岁以上、45岁以下的村民。“全村4300口人，除了上大学后留在外地发展和仍在国外打工创业的200多个村民外，其他人都在村里工作生活。从这一点看，应当说实现了项目的初衷。”袁重永说。

冲突与实践:

有遗憾也有成果

现在的南张楼肯定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普通的中国农村。某种意义上，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相互妥协的一个结合体。

25年的合作期间，德国专家与中国村民的观念冲突无时不在。“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最需要支援的是钱，而他们一直给的是观念和想法。”袁重永告诉记者，所以开始的时候许多村民并不是很热心。

在南张楼村人的观念中，笔直平整硬化的水泥路才是最需要的，而德方认为应该是保留土路，保留路边的野花野草才是真正的农村景观。双方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对所有的田间道路进行硬化，建设1.4公里具有德国特色的生态路，生态路中间种草，便于生态环保。”袁重永说，这种做法，也是接受了德国注重生态保护的理念，让田间路有保护生态的作用。“有些田间的小生物，比如蚯蚓等，在穿过道路的时候，可以在路中间的草丛中休息，避免被太阳晒死。”

理念的差异同样无处不在。“我们种植的胡萝卜都是又大又长，而他们认为应该是短小的不用肥料的；我们新建设的房屋外面贴瓷砖，而他们认为瓷砖是用在卫生间的；我们希望出去打工见世面赚钱，而他们认为应该在农村的天地里作为；我们想要办工厂当工人，而他们认为应该把资金全部投在庄稼地里。”袁重永说，“在村庄革新方面，双方的想法也有点矛盾。我们主张都盖成楼房，德方坚持是北京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农村就应该有农村的特点。”

“关键在于找到双方的结合点。”袁重永介绍，南张楼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排颇有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青砖白瓦的四合院，才是其认为的中国式“田园典范”。冲突之下，至今南张楼村里，新式6层住宅楼与德方设计的独门独院的传统建筑共存。

“现在看来有些的确是我们错了，比如当年曾经规划停车场，因为当时村里只有一辆汽车，村民认为没必要，就从规划中去除了。”这让袁重永和村干部们至今感到遗憾，“如今，村里的汽车达1000多辆，村民意识到当初是错误的。”

即使是在双方达成基本共识的选派年轻人出国培训学习的问题上，同样有着不同的道路选择。“村民想着是出国赚钱比国内容易得多，打工3年能挣30多万元，而基金会方面更多的是希望出去学习知识和经验，提高素质，然后回来建设农村。”张德田说。目前为止，赛德尔基金会将70多名南张楼村里的青年人送到潍坊、青岛、上海、南京等城市的职业学校和大学学习，还组织500多名青年人到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学习，目前仍有200多人在国外。

但中德双方都认为，在生活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冲突之外，在农业上的成果得到了双方的共同认可，这也是基金会认为“中国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

南张楼村把通过土地整理出的150亩非农用土地用来建立农村企业，赛德尔基金会帮助村里选项目，扶持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他们认为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容易渡过经济萧条期。

25年之后，南张楼村的巴伐利亚试验还在进行中，当新农村、城镇化这样的新名词从当地农民嘴里脱口而出之时，村子已然不是当初的样子，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村民的人数还是保持着当年的规模。城市，并没有吸引他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