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动起来了，这将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公布，这个长达3万多字的报告为中国城镇化绘制了一张健康发展的蓝图和纲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使用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说法，成为了当时讨论的亮点。

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意义所在，它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不次于三十年前的社会变革。有学者认为，它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和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同等重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央也深切的知道，这场城镇化运动推动过程当中十分不易。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早有预见，它指出新型城镇化即将面临的几大问题；即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

在执行过程当中走样，其主要阻力来自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由于对土地财政及以建设拉动经济的传统依赖，很多地方势必会借用“新型城镇化”之名开始新一轮“造城”。

此前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所谓新型城镇化建设不等同于买断农民田地后盖楼炒房。

这样的不良现象已在不少地方抬头。

据媒体报道，中国部分地方政府正在将城镇化简化为拆迁征地。这其中最直接推动力就是各大房地产企业开始“下乡”。

2014年1月份以后，中国房地产公司到中小城市跑马圈地，立竿见影的GDP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巨大吸引力。大拆大建模式继续开足马力，呈不可阻挡之势。

为了继续使用土地财政这根神奇的“魔法棒”，不少中小城市都推出了“城镇化计划”。所谓城镇化只是一个噱头，其实质还是建设各种城市综合体，商场、豪华酒店、度假村、高档住宅区……

城市体量不断扩张，原来城市周边的乡村却在不断消失。

像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按理说已不需要大肆造城，事实相反，它还在不断的扩张，正谋求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座“超级城市”，故此周边的城郊的区县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建设浪潮。问题来了，闽江和乌龙江沿岸许多传统村落正以惊人速度消失，有的村庄去年还保持田园牧歌的乡村气息，今年就夷为平地，在原地建起“江景房”。村民住上了高楼，熟人社会的乡村结构被解体了。

随之而来在乡村保留完好的传统文化也迅速消失，拆掉了象征家族精神纽带的祠堂、戏台和民间艺术，均在村庄拆迁和村民散居后“元气大伤”。

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误读。所谓“新型城镇化”主要指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格局；其核心内涵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更是着眼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搞城镇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只是把村民土地圈起来，把村民赶上楼房，表面上成为了“市民”，更不能借用城镇化之名把乡村夷为平地，不留任何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也再三指出：“要保护好祖国的青山绿水，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这样的表述意味深长，就说明一切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所谓城镇化都不是最理想的范本。

中国乡村生活寄托了几代人的乡愁，一条河、一棵树、哪怕是村口的一座桥，都能勾起很多人的共同回忆。如果全都将乡村拆了，也就意味着拆掉了很多人的“乡愁”。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保护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根据统计，中国80%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村。

这对中央政府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作提出挑战，如何理顺各方诉求，既做好保障，顾及进城农民等群体的利益，又化解新型城镇化在实际操作中被地方投资冲动绑架的风险，或将是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