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地的空气严重污染已经持续多日。站在天安门广场对面看过去，即将举行全国两会的人民大会堂笼罩在一片灰雾中。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有七分之一的国土被雾霾遮覆。北京等不少地方都已采取措施：停工、停产、禁烧、发布橙色警报、建议市民减少出行……

给人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的生态环境污染，无疑已成了最令中国官员头疼的紧迫问题之一，也将是几千名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议题。

被视为全国两会预热的地方两会上，超九成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空气污染治理，至少１５个省份签订了治理雾霾的“军令状”。北京投７６００亿元治理ＰＭ２．５、上海力推长三角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河北提出“钢铁水泥新增一吨产能就地免职”……

许多官员作出了“背水一战”的表态。不久前，北京市长王安顺对媒体透露，上级领导要求他“空气污染到２０１７年治理不好就‘提头来见’”。王安顺说这既是领导对他开的玩笑，也清楚表明了生态考核的压力。

从这一系列动向，不难看出，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已成了各级政府的“硬任务”。

作为首善之都，北京的压力特别大。不仅３月份两会就要在这里举行，而且，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后，北京今年还要举办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一活动举世瞩目，届时空气质量太糟肯定说不过去。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在２０１４年北京市人代会上进行了审议，经历三轮修改后，将降低ＰＭ２．５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首次纳入立法予以明确。根据规划，北京４年内将投入７６００亿元用于源头控制减排等工程。

实际上，北京的污染深受周边省市影响。作为京津冀区域治理任务最重的河北省，集中了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钢铁产能。河北省长张庆伟表态“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该省的各地市市长也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承诺“３年有所好转、５年明显改善”。

分析人士认为，巨大压力下，生态考核在各地已风生水起，可以想见，全国两会开幕后这个话题还将升温，如何推进各项措施落实，颇受关注。

“连我都知道，中国这些年的环境问题，重要原因是用经济发展成绩来考核干部。”作为中国德国商会负责人，凯福安博士已在北京生活了８年。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热爱北京美食，是国安队球迷，但依然决定要离开中国。

“我抽烟，所以对空气污染不敏感，还算能忍受，但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北京。从这个意义上说，雾霾是我离开的唯一理由。”他说，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企业遇到了同样的难题——总部员工不肯来中国。

实际上，不光是企业员工，一些国外旅游者也减少了来中国的愿望，报道说，这与空气和水的质量不好有关系。

但凯福安也看到了环境改观的希望：中共最高层公开表示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追究责任，而且首次提出“终身追责”。他认为这种严厉举措将给地方领导带来很大压力。

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发表后，中组部负责人也明确指出，改进政绩考核对官员压力更大、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地方由以往单纯比经济总量、比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

实际上，１９９７年起国内一些重点城市就开始公布空气质量日报，并进行排名，末位城市会被公开点名，这给当地的领导造成一定压力，如今随着环境信息更加透明、群众环保意识逐日提升，尤其是考核新体系的出台，地方官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推行生态考核的做法值得大力肯定，说明国家已经将空气污染治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也要防止一种倾向，即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完成考核，在空气质量监测与治理数据上作假。

他同时建议，生态考核还要统筹考虑各地实际情况，注重长远规划和有序推进，而非追求一时的好看数据。为防止个别官员出于政绩考虑而作假，要积极引入第三方监测。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应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不是过于依靠行政强制手段，要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

“美欧空气质量在完成工业化后历经半个多世纪治理才呈现好转，中国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治理环境，任重道远，须不遗余力、只争朝夕！”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