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会有人否认，在迄今为止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为“城市信仰”的重要价值观。它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在于大城市崇拜。它不仅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超越了“左”和“右”、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关于它的响亮的政治主张，有“依靠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把城市做大做强”；关于它的温柔的文化表达(当然也具有政治意涵)，则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及“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作为它的结果，则是城市化大跃进。

关于城市化大跃进已经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带来的隐患，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强调的是它背后存在的城市信仰问题。城市化通常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应有议题，但是从英美开启的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来看，明湿的城市信仰应该说是中国的“专利”。在较早实现了城市化的欧美国家，它只是工业化的衍生结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在那些表现为畸形城市化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认同也并未演化到信仰的地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将自然历史进程当做必须快速推进的、标志“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如果将今天的城市信仰同中国自身在19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呈现的“反城市化”倾向相比，则会让人更加惊讶：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面对这样一种独特又极端的现象，以及它对构成其对立面的乡村和乡村治理的影响，需要进行更清晰的梳理和更深入的探讨。下面的探讨将从“城市”的本质特征谈起。

回到起点：“城市”是什么？

首先，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与乡村一样，城市是一种聚落，是人类居住区的一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地方，是社区。乡村和城市(城镇)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从自然村到集市、市镇、小城市、大都会，其间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空间特征、职业差异和社会异质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等，都是一个连续变化或累积的过程。位于这个过程的多种聚落形态被称为“城乡连续谱”，各种聚落都处于这个连续谱系中的某个位置，而兼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形态较为多见。

正因为乡村与城市的界限模糊，当今世界各国对于何谓“城市”的定义标准并不一样，对于将居住在何种聚落形态的居民统计为城市人口或乡村人口，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标准。按照国际统计学会1987年的建议，超过2000人的人口聚居区即为城市居民区，在此以下的为乡村居民区。欧洲国家大多采用这一标准，其中北欧的一些国家更是降低到500人。在美国，2500人以上的自治单位，或人口在每平方英里1500人以上的居民聚集区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日本则将1万人以下的自治单位(区域)称为村，1—3万人为町(相当于中国的建制镇)，3万人以上者为城市。与此相较，中国对于城市和镇的设置标准都高出许多。因此，国际上城市人口、城市区域的含义相当广泛，意味着从500人到3万人不等的集中居住区。在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进行比较以证明中国的“落后”时，应该注意到其间的差异和不可比性。

其次，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磁铁，也是容器。城市本身具有的磁性和磁力，容易吸引着人、财、物向城市聚集。而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生产的工厂化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达，城市的磁力大幅度增强，也因此导致了城市的过度膨胀，19世纪百万级人口城市的出现、20世纪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出现，都是以此为背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人为的控制，城市将会像一个贪婪无比的“大胃王”，吞噬一切它能够吞噬的东西，即便造成它自身的梗阻和消化不良——导致严重的城市病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在城市飓风狂扫之后，乡村的凋敝和空洞化也难以避免。我曾经考察过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现象，就是突出的例证。

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权力和资本的据点，是“增长机器”。国家和城市的历史都表明，城市本身是权力的堡垒，堡垒的大小与权力或国家机器的大小相互对应。而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历史也显示，城市同时也成了资本的蜂巢。考虑到权力和资本都具有贪得无厌、不断扩张的本性，为了权力本身的壮大和利润的增加，它们都必然倾向于控制和汲取更多的资源，从人、财、物，到信息、符号和话语权，也必然会在土地和空间方面进行拓展。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的欲望的膨胀，必然会推动城市的膨胀，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必然性。

就上述第一点而言，如果承认衡量某个(种)聚落或社区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它的宜居程度，是其中的居民能否安居乐业，那么也就应当承认，只有宜居与否的聚落或社区，而不存在先天优劣的城市和乡村。事实上，城市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是变得更糟糕，大城市表现得更加突出。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欧美城市，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的拉美城市，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而第二和第三点则提醒我们，必须对过度的城市化和城市的过度膨胀保持警惕，因为它既会破坏它的大量居民与自然的协调和身心协调，也难以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与均衡。总之，警惕由权力和资本对城市形态和演化方向的垄断，防止大城市“对大量人口的奴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