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负担得起这一轮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6月24日，在中信地产“协同带来增长——中国城市之路”年度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刚一登台，就向与会的各界人士抛出上述问题。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金融研究的学者，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巴曙松更关注金融在这一进程中的改革意义和作用。他说：“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城镇规划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直接相关。”

土地财政去哪儿

据巴曙松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做过一个有关中国城镇化战略中如何融资的课题。预测结果是，如果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现行政策不调整，财政空间只能勉强覆盖城镇化成本和其他一些支出，如果适当地改革财政金融体系，城镇化融资成本就可以实现持续下降。在他看来，中国如果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可以负担起下一步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本的。

毫无疑问，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会大量跟进。巴曙松坦言，在中国，基础设施融资动员能力很快，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怎样把这种快融资能力“嫁接”到对医院、学校、保障性住房等公共建设的投资上。

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新型镇化对“造城运动”这一模式的排斥，土地财政将走到尽头。“因为假定城市建成面积不扩张的话，就意味着无法再靠卖地来支撑公共建设的融资。”巴曙松强调，从一些计算数据上也可以看出，随着拆迁难度的加大、成本的上升，每一个拆迁中可用于地方政府财政的部分其实越来越少。所以，对土地财政的调整势在必行。

那么，挑战在什么地方？巴曙松认为目前一个很大的“槛”在于财税体制。“地方性政府的开支占到中国一般性财政开支的80%，教育和医疗90%以上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需求上升特别快，但钱从哪里来？”他直言，一方面支出责任在往基层下沉，另一方面国家税收也集中在基层，基层或者称地方政府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在面对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现实面前，很多问题无法从长远考量。地方政府往往只头疼一个问题：土地财政之后，哪里去寻求资金来源？

地方融资需清理分类

城镇化必须要更加强调集聚效应。在我国，总体来看产业规模小且比较分散，导致城市的集聚效益和专业分工差，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不充分。巴曙松说，接下来的新型城镇化，其发展重点可能不再是摊子铺得有多大，更多的是人口密度要适当提升，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设施应互联互通，以推动产业的集聚和分工。

由此可见，“产业”在此轮城镇化过程中被提高到重要地位。产城融合的模式下，企业参与必不可少。地方政府怎样才能同时动员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除此之外，巴曙松预测，财政本身如何调整结构、公共财政怎样改革、税收转移怎么跟人口转移建立联系等问题，都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而显现。

其中，改变现行的地方债务融资机制，构建持续、稳定的地方融资机制迫在眉睫。怎么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哪些模式下政府可以进入市场、哪些可以进入银行市场、哪些可以进入债券市场？巴曙松说，建立健康、持续、稳定的地方债务融资机制的首要课题是，对现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清理分类。简言之，需要厘清哪些是公共性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

正如上所言，城镇化建设需要重新划分政府支出和投资的责任。同时，也要发展地方的政府性市场。巴曙松认为，“应稳步推进已形成的地方债券市场发展，使之与信贷相比具有更强的市场约束力。”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在巴曙松看来，未来将会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的、支持城镇化继续推进的金融体系，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加公平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进而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