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1个部门联合下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知，要求各省选择符合条件的不同层级市、镇作为试点上报发改委，尤其针对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这也将成为近中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将人口、财政收入、产业规模和城镇风貌都已经城镇化了的建制镇设市，既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有利于“镇级市”避免潜在的“空心化”危机，还为大中城市的健康转型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也为消弭城乡差别提供了最现实的路径，理应给“赞”。

然而，“镇级市”的设立，绝不简单是镇长变成了市长，农民变成了市民。设市之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公共服务制、机构制度等标准，也理所当然将由“镇”级标准变为“市”级标准。如果只是换名不换“药”，“镇级市”的进一步发展将依然受到镇级行政体制的束缚。“责大事多”、“权小钱少”、“功能薄弱”和市民服务仍旧难以就地满足，基层矛盾依然难以就地化解，“镇级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想必也很有限。

城市，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级政府，而是一个法人，是一个自治体。一个城市尽管有人口规模上的意义，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对“城市”的人口定义是“核心区的人口每平方英里超过2500人”。但其经济上、管理上和文化上的意义要超过人口规模的意义。在经济意义上，意味着农业地域化转化为城市地域化；在管理意义上，意味着“扁平化”，避免我国一些大镇“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在文化意义上，意味着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展传播。

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少数地区除外，我国大部分农民都将走向城市，未来的农村也将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之下发生巨变，农民自然会像国外一样发展为农业工人。届时，农民与市民的根本区别将逐渐消失。实际上，这些趋势在某些地方已经逐渐开始呈现，由于人口外流，很多村一级居民点走向衰落，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合村”。相比于被动的“合村”，主动设立“镇级市”无疑更符合潮流，也更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设立“镇级市”，让城市回归本来的意义，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不言而明。其一，“镇级市”的设立，有利于真正形成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可以有效缓解大中城市的压力，逐渐从“大城市病”中走出来；其二，“镇级市”的设立，乡镇的投资环境将会得到空前的优化升级，可以推动我国经济更均衡的发展；其三，“镇级市”的设立，人们可以就近完成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社保等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当然，“镇级市”要真正成为城市，还意味着户籍管理、行政司法、土地要素、财税分配、项目审批、投资规模、城市建设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变化，“镇级市”的事权、财权、人权都将与城市公共服务与有效管理的需求相对应。

过去，在“镇级市”名正言顺之前，各地基本上采取的是“强镇扩权”或者“强镇升格”；现在，“镇级市”的正式推出，必然带来权力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分配格局的重组。

总之，“镇级市”是符合潮流之举，有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破口，必须让“镇级市”名副其实。希望在配套制度的保障下，这一轮的“镇改市”能真正在“扁平化”的基础上，赋予城镇更多的城市建设、管理的权限，也赋予更大的责任，切实改进政府服务职能和行政效能，让市民生活更加幸福，但千万别在“镇级市”领导的行政级别上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