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过去发展过程中产生“夹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城镇化本身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城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城”这样简单的表象。在这一简单的表象背后，包含着种种综合的社会性制度变迁。

在过去的30多年，在我国经济发展获得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城镇化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极速发展时期。然而，由于部分制度滞后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出现了“伪城镇化”等“夹生”的问题。

截至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53.7%，但是，其中只有36个百分点是户籍人口，还有16个百分点是农民工。这16个点农民工大约有2.3亿人，再加上其家眷共约4亿人，这4亿农民市民化，需要庞大的社会保障、教育等投入。

这4亿人的真正市民化问题，正是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夹生问题”。

市民化的困难，并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而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存在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理念的制度变革。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过去发展过程中产生“夹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如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既定道路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和制度嬗变这两者将相辅相成。

去除城镇化GDP考量

原本，去除城镇化GDP考量并非制度变革的直接内容范畴。然而，在过去的旧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将城镇化与政绩挂钩，进行汇报和考评，从而让城镇化染上了GDP色彩，甚至让GDP变为左右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城镇化发展演绎成为一场场房地产盛宴。直到今天，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上演的“大跃进”式的新城区建设，依然是GDP思维下的城镇化现实版体现。

去年，国家发改委针对全国12个省的156个地级市做了调研，并在2013年9月公布出结果。结果显示，这156个城市中，有92.9%——也就是145个城市正在搞“造城运动”；其中，12个省会城市要建设55个新城区，每个省会城市平均要建4.6个新城区；而另外133个地级市要建设200个新城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造1.5个城区。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对此算了一笔账。

这145个城市，它们的平均旧城面积是115平方公里，建的新城区平均是63.6平方公里。从面积来看，新城区面积是旧城区的一半多一点。旧城区大都是很多矮小的平房，但新城区都是高楼大厦，它们两个在容纳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新城区虽然只有旧城区50%的面积，但是它们两个的承载人口数量是一样的。

另外的数据也显示，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造城运动”里的新城区，它们的承载人口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

那么，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进城呢？

目前，在我国农村，15-60岁的可劳动人口大概有2.62亿，他们是可以进城务工的，这其中38%住在城市的职工宿舍，还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

所以，郎咸平的结论是：“已经进城的2.62亿农民工在住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需要住进所谓的新城区。”

无独有偶，随着近年来我国高铁的迅猛发展，“高铁新城”已经成为许多拥有高铁站点城市城镇化的“标杆式”噱头。

据相关统计，在全国“四纵四横”的主要高铁网上，目前已有36座高铁新城正在规划或建设中。其中，密度最大的属京沪线和哈大线。

而这些高铁新城纷纷上马的背后，又多数拥有GDP驱动的因素，甚至，其中部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筹码。

不少地方政府在高铁新城建设上可谓下了血本。据媒体报道，长沙2009年启动的高铁新城，截至2013年底，长沙在基建上已投入了90多亿元，未来3年还要投入100亿元。而这座城市2013年财政收入为879亿元。

在能找到投资计划的12座高铁新城中，已投资及计划投资百亿以上的有4座，投资50亿元的有4座，余下1/3为30亿元及以下。

而在高铁新城“大干快上”进程中，许多高铁新城已经凸显“鬼城”隐忧。

在部分专家看来，这是因为高铁新城多定位过高，脱离当地发展实际，使高铁新城沦为部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一个“豪华包装”。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政绩观驱使，“建设，建设，再建设”就成为城镇化的发展常态。而原本需要被城镇化、也应该是城镇化主角的农民，却成为城镇化发展的边缘人。

正因为如此，城镇化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面是政府“盖楼、盖楼、盖楼”，一面是群众“你盖你的，我看我的”，于是，“鬼城”出现了。

著名学者李开发说，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在GDP驱使下，许多地方的城镇化发展表现得脱离实际，这样肯定造成部分资源、资金成为无效的积沉成本。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多年来一直是笑谈，然而至今考评机制仍然未有变化，使得该笑谈一直延续。

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去除GDP考量是健康发展的需要。而这，需要改进长期来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的政绩考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