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许多与法治有关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无论是城镇化过程还是城市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都要求管理者将政府权力纳入法治轨道，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无疑为之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为推进法治城镇化提供了更好的宏观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早在今年6、7月份发表了一些关于法治城镇化的讨论，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和响应。如何将城镇化进程以及城市管理纳入法治框架，尤其是如何在法治框架体系下审视涉及土地征收等事关农民权利的问题，相关专家学者在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展开进一步的专题讨论，发表了他们近期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亟须构建法治保障框架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要给城镇化加法治的前提？事实上，当前的一个共识是，我们要推进的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政府的城镇化。而要强调人的城镇化，就必须强调法治在城镇化建设发展中的保驾护航作用，如果没有法治的规范，城镇化就可能陷入杂乱无章，免不了会出现各种权益问题。

胡星斗：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是不太高的，或者说城镇化的速度远低于工业化的速度，城镇化率表面上看有50%多，实际上严格地说只有35%左右，那些没有城市户籍，或者是享受不到城市待遇的城镇化，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

那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对城镇化的阻碍，其实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伤害。以2003年废除城市收容制度为界限，2003年之前是不允许流浪到城市，2003年之后允许农民流浪到城市了，但是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应当说正在逐渐改变，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但目前解放思想还不够，某种程度上还固守着城乡隔离。例如一方面是农民到城市来，而很多的城市待遇享受不到，另外一方面是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去，现在到农村去买房叫小产权房，不合法。在《物权法》讨论的时候，草案中有一句，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购买房子和宅基地，后来由于大家的反对把这句话删掉了。《物权法》虽然删掉了，但其他的法律还是不允许的。

冉昊：法治城镇化中的城镇化，一定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个问题已经有无数的领导和专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讲过了。习近平总书记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李克强总理说人的城市化而不是物的城市化，都是源于这个观点。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在各个角度、各个层次讲了很多，但值得一遍遍讲、一次次讲，常讲常新，引起大家重视，对一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张英洪：几年前我研究新型城镇化课题的时候，就提出了法治城镇化的概念。为什么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强调法治化？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因：一是法治城镇化是约束政府公权力的城镇化，因为我们以前的城镇化，一些地方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征地就征地，想拆迁就拆迁，这就不是法治的城镇化。

二是法治城镇化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城镇化。为什么要提这点？几十年来，我们的城市化一个最大的弊端和问题，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是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住房权利。因为拆迁，许多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三是法治城镇化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城镇化。我们现在的城镇化存在很多社会问题，造成很多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正义的现象，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损害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为社会不公平正义，上访的很多，每年的上访、信访量很大，政府对之则加大了维稳成本。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造成了一些社会不公平、不正义。我们讲法治城镇化，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城镇化。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建立法治框架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这为推进法治城镇化提供了更好的宏观环境。如何借时代发展的东风，以法治为框架推进城镇化发展？或者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要关注哪些涉及法治的问题？

胡星斗：到底应当怎样进行城镇化，一方面，现在提出要以人为本，要保障农民的权利，要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这就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怎么让土地既使不归农民所有，也要让农民从这个土地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只有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才能够让农民自愿进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