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全球有千万级以上人口超大城市29座，其中临海型城市为19座（另两类是在内陆地区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首都型”城市，有9座，东京既临海又是首都；在内陆农业人口密集地区作为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农区型”城市，有2座）。这19个临海型城市中，有不少是拥有湾区的。海湾与临海不一样的地方，是拥有良好的港口条件。

在沿海特别是湾区崛起超大型城市或大城市群，说明了一个现象，即自1950年以来，特别是在近30多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内陆人口向沿海地区城市狂奔的趋势。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

记者：东京湾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京都、琦玉和神奈川的横浜一带。其东南部，特别是千叶县房总半岛的人口密度似乎很低。

周牧之：是的，东京湾的人口从江户时代以来，呈现出向西北方向发展的趋势，原因与水源、地势等有关。但东京湾人口分布最重要的的特征是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紧邻海湾，逐渐向内陆延展。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还大量聚集在离岸湾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临海部人口发展空间很大。

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是日本政府国势调查中对城市人口的定义，即每平方公里4千人以上连片的人口密集地区。日本的DID人口比率可以理解成为中国所说的城镇化率，只是定义更严密一些。目前DID人口比率，东京都已高达98.2%，东京大都市圈也达89%，日本全国为67.3%。

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人口规模的巨大化。2015年在全球超大城市中，排名第一位的东京（东京大都市圈）常住人口已经多达3800万人（第二位印度德里为2570万人、第三位中国上海为2374万人，北京排位第七，为2038万人）。

在城市化浪潮中，东京与周边的神奈川、琦玉和千叶三县已浑然一体，构成东京大都市圈，其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1900年东京在世界上还只排第七位，人口150万。50年后，虽然经历过战争轰炸，人口疏减，到1950年，人口还是达到了1128万，50年涨了八、九倍。此后出现突飞猛进式的膨胀，到1985年人口达3千万。此后人口增长稍微缓慢了一点，但其间又增长了800万，2015年达到约3800万。

日本政府实施的国势调查对城市人口的定义是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人口，即每平方公里4千人以上连片的人口密集地区。日本的DID人口比率可以理解成为中国所说的城镇化率，只是定义更严密一些。目前DID人口比率，东京都已高达98.2%，东京大都市圈也达89%，日本全国为67.3%。

记者：是什么吸引了人口、产业和各种资源向沿海地区特别是湾区聚集呢？

周牧之：首先是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前提的制造业布局，在湾区发展和表现的卓越。战后日本以出口产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大进口基础之上的，即能源和原材料对海外的依赖。

良好的湾区意味着良好的港口群，东京湾拥有六大港口，同时还有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京浜、京叶两大工业地带以东京为中心，分别向环抱东京湾的两侧延伸。这种布局将工业地带与东京主要城区大体量人口进行了一定的隔离。这两个战后兴起工业地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其“新”在于彻底的临海和大规的集聚，做到了高效率的大进大出，同时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等功能紧密互动。这种模式建立的前提就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后来的全球化。日本的制造业立国，出口工业立国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功，这是其布局上的秘诀。

其次是能源配置上的效率。在东京湾的两大工业地带上分布有众多以进口能源为前提的火力发电厂和炼油厂等能源工业，给工业地带本身和其腹地的城市提供了稳定、廉价、多样化的能源。

第三，东京湾的港口从全球进口从粮食、水果到奢侈品的消费物资，供应东京大都市圈。在日本全国按金额计算的货物进口量中，东京湾竟占到了38.3%，今天湾区内庞大的仓库群，支撑着东京大都市圈3800万人高质量的全球性消费。这说明港口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的变化。

第四，东京湾区对交流经济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巨大的场所。例如横滨港是日本开港的第一个港口，有日本最大的中华街。为什么会有中华街？当初横滨开港时，不知怎么跟外国人做生意，缺乏这方面的人手，于是从广州请了很多中国人买办过来帮他们做洋人的生意，这些买办带来了很多厨子，后来这些厨子留了下来，做料理开餐馆，逐渐在横滨形成了中华街这一大片国际特色的街区。

因此说，拥有港口，只是在物理上提供了对外交流的门户，更重要的是开放程度，它决定港口城市的国际化氛围，东京湾湾区正是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港口城市的传统，辐射到周边地区，更带来了整个地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五，湾区为城市拓展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可能性。东京湾的填海造地始于德川家康，战后更是实施了规模庞大的填海造地工程，自1868年以来共填海造地252.9平方公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大部分相关设施也都将建立在东京湾填海造地之上。这一大块填海地对东京湾周边城市发展的作用非常大。

当年，德川家康迁到江户时，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平坦的土地，前海后山。丰臣秀吉让德川家康迁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他的发展。所以东京湾从德川家康时代就开始填海，今天许多很繁华的地方如银座等，过去都是海，是填出来的。

战后由于土地私有权益的强化，使城市建设的土地利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填海造地越发显现其重要性，填出来的土地可以用于建设一些大规模设施。填出来的土地是日本政府可以支配的，既可以在上面摆工业项目、垃圾处理场、发电厂等这些需要与周边居民保持一定距离的设施，也可以营建机场和港口等大型交通设施。后来迪斯尼乐园等很多大型娱乐设施也放在了填海造地之上。再后来大型商业设施、会展中心、新CBD和高层临海住宅等新城区更是在临海地区拔地而起。可以说，东京湾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拓展空间。

记者：除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优势外，东京湾区的发展还有哪些重要的特点？

周牧之：东京湾区首先具有“首都经济”的特征。在全球29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14个是首都城市。首都在全国资源配置中的独特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而且今天首都经济的功能比过去更强，其对新经济的凝聚力比过去更大。东京湾既有首都功能，又有临海优势，得天独厚。在江户时代它名义是虽不是首都，但实际上已具备首都功能。

其次是在这种优势下新产业层出不穷，比如制造业，战前日本的制造业中心并不在这里，二战后日本准确判断到能够利用世界的能源和市场，于是就在首都眼皮底下，兴建了两个大型临海工业地带，把在湾区搞现代工业的优势利用到了极致。

继制造业之后，新经济又发展起来。新经济其中一个是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很快。新干线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通后，打通了东京与全国其他城市的点对点（市中心对市中心）无缝对接。加速了人口的大聚集。

人口大聚集带来的好处是长出了很多在没有密度、缺乏人口的地方长不出来的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即聚集经济。

人口的大聚集当然也带来了弊端，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病。当东京大都市圈人口达到一千万、两千万时候，人们都曾大呼大城市病不得了。但到其人口达到三千万、甚至接近四千万的时候，其大城市病反而没有那么明显了。

为什么呢？因为东京提高了高密度人口聚集下的管理、运营能力。从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到日常管理水平和能力都在不断提高。可以说，东京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圈，城市病却是最少的一个。

第三，东京湾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放带来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是效率的源泉。过去30年的全球化，制造业的大进大出，“大进”的已经不光是原材料，还包括零部件，而且全球分工已不再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而是全球性的分工。频度更高，速度更快，作湾区的功能更加显著。

服务业、研发、信息产业等今天已经成为引领了城市新一轮大发展的驱动力。这些领域与开放、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球性的人的交流在经济活动中变成很重要的因素。

这30年来全球化发展非常快，东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大规模人口聚集与大规模交流相辅相成，形成东京经济的特色，即体量大，多样化强，政治的、商业的、研发的各种功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良好的相乘效应，总体效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