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进行重大决策必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建设低碳生态城市也要遵循这个原则。

从“天时”来看，转变城市原有发展模式已成全球大趋势。人类的文明可分为三个阶段——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农耕文明历史至少有数万年，在此期间，农业的耕作方式决定了它本质上是一种循环经济，所以尽管人类社会前进了数万年，人类和地球基本上能够和谐相处。在农耕文明阶段，生产者、消费者、降解者这三者是平衡的，人类的一切劳动产成品都是循环和可再生利用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起源于两河流域，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随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人类进入了新的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仅仅不到三百年的工业文明，把世界推向了一个城市化的时代，目前世界50%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也应该看到，仅仅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历史，就把地球上的资源几乎消耗殆尽，生态环境几乎濒临崩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浓度比正常状况已经升高了1倍，所以，这样的文明无法再继续下去，人类必须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就要抓住一个内核，即导致工业文明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气候危机的所在――城市。城市聚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创造力和物质资源，但是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无情的大冲击。解铃仍须系铃人，必须要从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入手，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如可持续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等。生态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对环境低冲击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范围内生态城市已蔚然成风的根本原因。

从“地利”来看，中国正面临规划建设生态城市的大好时机。人类在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上取得过许多非凡的成就。100多年前，现代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人——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他梦想城市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这种理想还未能真正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迎来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即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新城运动。在二战还未结束时，丘吉尔已意识到英国有数百万大军战后需要安置，他们回到家乡结婚生子，整个国家将面临人口和生产能力的重新部署，这就使他想到必须要进行新城的建设，重新布局城市，避免人口过多地向伦敦集中。丘吉尔的新城运动，造就了30多个城市，不仅对英国生产力的布局和可持续发展，乃至对全世界的城市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新城运动。但是，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田园城市太过理想化，而新城太过庸俗化，两者都不能解决因工业文明引发的众多危机，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形式――“生态城”来作为生态文明基点。而生态文明的实践，最具有利条件的就是中国。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虽然现在已经认识到工业文明的恶果，但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定型，不可能以较低成本进行生态城市的建设，只有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还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国。目前，减排1吨二氧化碳气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约需要200欧元，而在中国只要20欧元。原因很简单——我国的城市建设还在进行中，每年都有约20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所以，我国的生态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对生态文明的影响程度都将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国将涌现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城群体，在启动人类新纪元生态文明的最主要的基石——生态城的规划建设上将领先于世界，这就是少有的“地利”，也是我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