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果川有一双非常犀利的眼睛，这也许与他的职业有关。在他的眼睛里观察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条直线曲线折线表达出了物理意义，更多的是这些线条组成的建筑所代表的内涵。他笑谈自己的职业是建筑师，不是老板，所以对他来说，建筑更多的时候是一场城市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角力的复合结果，他只是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已。

Q：作为一个职业建筑设计师，在处理公共建筑、住宅、商业综合体等不同建筑形式的时候，您的设计思路有没有什么不同？

冯果川：你的提问已经在暗示这些建筑类型背后的逻辑应该是不同的。暗示着建筑师在应对这些设计的时候应该关注其差异性。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强调差异性，似乎差异性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对差异性的迷恋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只是表面现象。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时代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所呈现出的趋同。也许，利益的算计和空间的商品化正在史无前例地消灭着差异性，导致我们正在实质性地丧失差异。而作为一种感官上的补偿，我们却拼命地用表面的，虚假的差异性来掩盖深层的单一和匮乏。

就像网游一样，我们自以为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过着各种虚幻而丰富多彩的生活，以此来逃避真实生活的乏味。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骗局。目前的建筑在表面上在追求不同，但实际上的，还是被同化了。所以我们在思考建筑设计时更关注不同类型、环境中的项目背后的普遍性，单一和匮乏，我们希望和深层的趋同倾向较劲，和经济的逻辑较劲，暴露出这个时代的匮乏和压抑，我们的工作方式可以算作是一种空间政治学，是和资本、权力周旋的工作。

Q：您觉得深圳为什么能成为“设计之都”？

冯果川：我和深圳的缘分很简单，因为当时深圳的左肖思老先生给了我一个不用面试就可以获得的工作机会，所以大学毕业就直奔深圳来了。虽然中间我去过北京上研究生，但是基本上来说，我的职业生涯都是和深圳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虽然建筑设计是设计之母，但是深圳建筑设计并不具有特别大的影响力，而相比之下平面设计、包装设计以及室内设计名气要大的多，发展的也比较好，所以获得“设计之都”的称号更是平面设计等其他设计门类的功劳。作为没有什么先天资源的深圳，青睐设计行业这类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价值的创意文化产业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重视。其实“设计之都”应该翻译为“设计之城”，不然误以为是“设计界的首都”。在国际上“设计之城”其实是个产业扶贫的口号，并不是一个荣誉。国际上公认的设计之都，比如伦敦、东京，都没有这么一个官方的称谓，事实上，日本的设计之城是名古屋，在中国就把这个称号给了深圳。

Q：现在建筑设计师的作品有“越来越妖”的趋势，您觉得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冯果川：从根本上来说，越来越妖是因为阉割。阉割，这里主要是指精神上和文化层面上的阉割。表面上我们很自由，很幸福，但是这是以阉割为代价换来的自由。明清以降的中国文化表现出明显的阉割气息。阉割带来的是压抑或者是出现匮乏，这就使人们想从别的方面表现出疯狂或扭曲作为补偿或者掩饰。你看历史上太监往往比身心健全的人更极端更扭曲，也就更妖，他们似乎在用激进来掩盖或弥补身心的残缺，但是适得其反，“妖”反而暴露了他们的缺憾。这个时代是有缺憾的，但人们不愿意面对这种缺憾。建筑界不愿意面对建筑设计的困境，才会出现这么多喧嚣的建筑，这么惊人的建筑。这些尖叫的建筑掩饰了建筑师以及这个时代深层的空洞和贫血，也阻止和代替了沉思。快速发展的造型软件可以让毫无创造力的建筑师做出惊世骇俗的造型，此时电脑显得比人脑更有力量。妖是人被去势后的特征，一种扭曲的、病态的“美”。追求妖也是饮鸩止渴。不如停止尖叫去把“命根子”找回来，妖可以吸引眼球，可以成名，但是换不来尊严。最近温总理提出“尊严论”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出类似的意思吗？不要再妖了，人要有尊严地幸福地活着。你看人家都不阉你了，你又何必自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