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迭新区规划面积1平方公里，建成后要安置2195户受灾群众，“5.12”灾后重建的教育园区师生也有8000多人，最终规模可容纳1.5万人。规划利用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规模不大的特点，提出“安全定城、山水定城、步行定城、尺度定城”的理念，通过步行通道系统的设计，把新区中小学、幼儿园、卫生中心、综合市场、公园等所有社会配套服务设施及户外活动空间紧密串联起来，使低碳出行方式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首选，汽车交通系统在这里成为了附属；同时，规划通过对滨江湿地、山体和村庄的保留与保护，整体打造成为新区旅游休闲区，拉动旅游和商贸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吸纳就业能力，使生态、文化保护和挖掘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规划还提出充分利用当地常见石材、树种，用于建筑、园林绿化、道路铺装、土石方工程和构筑物等，减少对外部建筑材料的依赖，降低长途运输造成的物质和能源消耗，这也是低碳城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建筑节能、可持续排水等方面，规划也做了统筹考虑。

上述做法其实也充分借鉴了四川灾后重建规划的经验，有很多相似的做法，但又有很多舟曲地方特色。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相比于四川的地震灾害，舟曲是因为特大山洪泥石流而受灾。如果说四川大地震是一场自然灾害无法阻止，那么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又有“人祸”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长期的砍伐、垦殖造成区域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和水的涵养能力下降，一旦遭遇外力（地震、暴雨）就形成了山洪泥石流爆发的条件。因此，舟曲灾后重建更加强调生态修复和治理，更加强调按照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城市规模，对地质灾害隐患该避让的避让，从大区域和用地空间两种尺度上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属于自然的还给自然，改变人与自然争夺空间的局面。

都市世界网：舟曲泥石流灾难之后除了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影响，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在规划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哪些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张险峰：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迫于竞争压力和改变面貌的初衷，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重视不够，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与大自然争夺空间，占据行洪通道、滩涂岸线，推平山体丘陵、大量破坏植被，导致众多生态灾难的发生。同时，由于对城镇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不能够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城市形成健康的空间结构，导致人口的集聚与自然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引起大自然的报复。这种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在城镇体系布局上，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依据，实事求是确定城镇的发展规模和建设用地，避免盲目发展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威胁。

都市世界网：近些年我国遭受了几次严重的地质性自然灾害，这些受灾城市的选址是否合理，我们在重建的时候如何更合理的规划，才能提高这些城市抵抗灾难的能力？

张险峰：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丰富，地质条件非常复杂，适合人口集聚的平原、盆地本就有限，又要保证必要的粮食生产用地，可用于城镇建设的土地资源就更为有限。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高山峡谷地区也都汇聚了大量人口，形成了很多城镇，比如汶川、北川、舟曲等。这些城镇往往有较长的人类聚居史，历经兴衰而不断发展壮大，是“演变”来的，而不是经过规划“选址”的结果，因此也很难说是否合理。但这类地区往往自然条件复杂，地质灾害较多，在农业社会时期，这些城镇往往是一级政权治所，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商贸流通中心，人口规模不大，城镇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协调，人与自然争夺空间的矛盾并不凸显，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有限，社会影响也就不大。

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这类城镇的内外条件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如交通手段、生产方式、信息技术等，从而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人口不断集聚。但这类城镇发展的根本条件却没有质的改变——就是土地紧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因此，灾后重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重新认识城镇发展条件，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求，合理确定人口和产业发展规模，把超过承载能力要求的人口和产业疏解到其他地方去，也就是“异地重建”，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确定“异地重建”是要下很大决心的。这类地区总的来讲都是人多地少，像舟曲最大的坝子原来就是县城，能找出1平方公里的平地用来建新区应该说很不容易，其他人口也只能通过大的区域转移到兰州新区安置。但不是所有城镇都有条件这样处理，这是一项系统、浩大、复杂的社会性工程，远远不是一项技术工作所能达到的，如果是跨行政边界转移则更加艰难，三峡移民工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大量受灾群众都在翘首期盼入住新的家园，决策者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说法，所以重建规划也只能在相对合理的情况下去开展，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但不论如何，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还是警示我们：在大的区域格局上，要加强城镇和生产布局研究，要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求，科学确定城镇布局和发展规模，对那些承载能力差的地方，要严格控制甚至压缩规模，使城镇体系渐趋合理化；在政府考核指标设定上，要把生态保护和修复作为重要目标，避免片面发展经济、壮大规模。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城镇布局结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