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灾后重建还要格外重视城镇内部的合理布局问题，弄清自然灾害的类型、隐患点位置，采取断措施实施避让，在这方面有很多城镇在做规划时都忽略了，是非常危险的。灾后重建还要系统地完善城镇的安全系统，包括防洪、人防、消防、抗震、地质灾害防治等，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确保城镇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畅通。

都市世界网：您主持过天津总规、哈尔滨总体设计、重庆两江四岸、舟曲灾后重建城镇规划等一批重大项目，结合这四个项目的特点，有什么经验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险峰：这些项目的类型不同，地区差异、文化差异、规模差异都非常大，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也很不同，不好相提并论。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当前我国城镇发展面临着两大核心问题：一是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二是面临城市转型。因此，不论何种项目，都需要基于这两个前提来研究。

面对快速发展，城市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具有前瞻性、能够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拓展框架，来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因此，尽管各类项目的类型不同、工作重点不同，我们都把城市的定位和功能研究放在首位，而其中经济、文化要素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把握了经济、文化这种内在的发展动力，以此确定的空间结构、景观结构才是有根的。经济动力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伪装不了的。在重庆两江四岸城市设计中，我们就是找出了嘉陵江这条文化主轴、两江交汇处的高端服务经济中心和景观核心、长江沿线的国际旅游和运输黄金走廊，综合确定了沿江各段的不同功能特点及其外在应有的气质和景观形象，以此指导各段的城市设计深化。在哈尔滨总体城市设计工作中，为了指导中、微观城市设计项目，我们也是先行开展了城市研究，对哈尔滨“北跃、南拓、中兴”战略各部分所应有的职能进行了分析，据此提出的城市设计对策、城市景观构架更有针对性，重点更突出，使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发展应有的战略格局形成很好互动。天津、舟曲的项目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资源环境门槛约束、社会矛盾凸显，日益构成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需要城市探索新的发展方式。这种新的发展方式，必须要使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得到同步发展，也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同时还要做到文化发扬。这些在我们2005年完成的天津总规，以及近年完成的重庆、哈尔滨、舟曲项目中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转型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更加注重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更加注重区域统筹，像天津与北京、河北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领域的合作；更加强调社会转型，包括保障性住房、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等方面。

最后，就是高度重视规划与实施的结合，注重创新规划方法来推进城市建设的实施。重庆、哈尔滨和舟曲的项目，都是要具体指导城市重点建设项目或重建项目的。如何发挥规划一盘棋的统领作用，使城市在保持多样化的同时，形成较为完整的空间景观和风貌特色，是规划行业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好，规划在领导和群众中的地位就高，规划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得不好，规划就会丧失其应有的宏观指导和约束作用。在重庆、哈尔滨，我们通过“互动式”设计，使政府、专家、社会公众、中微观项目设计单位统统参与了进来，在互动中不断深化对城市的认识，达成共识，再去完善规划成果，推动项目的实施。舟曲灾后重建项目，更是通过设置规划协调办公室，依据批准的规划对重建项目进行整体把关，提高设计质量，促进项目的实施。总之，从规划向实施延伸，已经变成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