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人居环境的使用者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为强度具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力。我在一篇书评中曾指出，人类的生物性特征决定了人类缺乏自律性。人类往往只有在遇到巨大的足以威胁其族群生存时的境况时，才有可能反思其发展道路和战略是否正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发展本能是盲目的。因此，在满足提高全人类的福利的同时，也需要寻找一条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平衡点。而要找到这一平衡点，需要对城市人类的需求进行符合生态学的限制和管理。其中，就包括对城市人类的需求进行合理控制。生态城市有许多方面的先进性，其中之一即是对城市人类的需求进行控制和限制。生态城市对自身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管理的多项措施中，包括限制城市的人口和规模、限制人的出行和享受、管理和规范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内容。如，德国生态城市Erlangen 新的交通政策中，就包括减少和限制汽车在居住区和市区的使用。通过对汽车数量及使用的控制，通过对居住空间和人口的控制与限制，Erlangen维持并提高了其生态化水平。又如，库里蒂巴将整合公共交通系统与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对其进行一体化规划。该市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分区，政府仅仅鼓励公交线路附近2个街区的交通走廊的集中高密度开发，并严格限制2个街区以外的土地开发，从而不仅保证了城市2/3的市民每天使用公共汽车，每年减少私家车出行达2700万次，节约燃油700万加仑，而且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率，有效实现了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

可见，人类对自身行为方式和行为强度的自我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达到人居环境的至高标准”的具有基础意义的行动指南之一。

都市世界：从“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至今已经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似乎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点落后，那么国外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沈清基：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是否比发达国家有“一点落后”？同样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和手段，经过仔细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我国的城市生态化和生态环境建设，还是有其特殊性和优越性，在某些方面并不绝对比国外“落后”（当然，这一判断也需要详细论证）。从定性的角度，我国城市生态化在理论层面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能源和资源的禀赋等特征提出了“低碳生态城市”这一重要概念；在定量的角度，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已经正式推出——仇保兴副部长主编的《兼顾理想与现实——中国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践示范初探》一书对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持续”、“社会和谐”四大部分，“核心指标”、“扩展性指标”、“引导性指标”三大类型构建了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对我国低碳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定性的角度归纳国外生态环境建设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和方面，可能大致包括：

（1）对自然禀赋的重视。如《生态城市伯克利》一书指出：依生物、集水区、地质及地形特征、气候等因素所决定的生物区域作为规划单元；

（2）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与持久性。

（3）技术指标的细化。如加拿大温哥华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非常具体化。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指标以相对值（人均值、百分比）定量化形式表达，如，该市固体废弃物按照“200 千克 / 人/ 年”进行控制，基本商业和个人服务点350m范围内的比例要求达到100%的居住单元，公交服务设施350m范围内的比例要求覆盖100% 的居住群体，具有重大生境价值的开放空间数量达到60% ，设计成可种植植物的邻里屋顶面积比例达到25%，日照朝向良好的居住单元和商业空间比例达到7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