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趋势，我认为，大都市中心区未来的产业结构的特征是：金融业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都市型商业、国际会展将引导消费主流；文化创意产业将引领文化潮流；教育、医疗、体育、健康、文化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政府和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成为重要服务业和居民就业渠道。与此相应的，未来拉动大都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大量新增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投资；城市更新改造的建设投资；商业中心区形成的更大消费拉动；商品进出口贸易和物流等新兴服务业、研发中心和服务型制造业（总部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增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部分产业化形成的经济增量；公共服务（市、区、街道、社区）中的第三方服务对经济的增量。

笔者：趋势是发展的方向，分析趋势是理性预期，而要实现趋势所展示的未来目标，还需要有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在这方面，你有何见解？

裴长洪：制度保障和具体路径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充要条件。从制度保障来说，第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在保证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上，要加强政府的调控和作为。这主要体现为：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现代都市的标准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并为之筹集资金和引导社会资本；2、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更新城市规划是正常的，要不断依据新的认识高度来更新城市规划，并加强规划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指导；3、在新的视野中筹划未来的大都市型的经济结构，要把现代服务业的主要产业和业态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是深化服务业领域体制改革。必须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等服务行业中划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界限，在公共品中划分商品与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投资领域，增加服务产品的供给并提高质量。举例来说，抗生素滥用的根子是医院以药养医所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体制上切断以药养医，实行医与药分开。全社会医疗如果都是公共医疗，这在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财政都是不可能负担得起的，这就会产生供给不足。只有划分了公共品和私人品，商品和福利品、半福利品的界限，才能调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共建全社会医疗体系，才能有充足的供给。当前应利用文化体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推动改革，使各地中心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从具体路径来说，当务之急是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中国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就可以看出明显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五”之前的20多年时间，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重点推动的是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化，即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第二阶段，是“十一五”期间至今。 2003年之后，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提上日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加上中国加入WTO后的服务贸易业务大增，国际服务业加速向中国沿海城市转移，使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一个爆发增长期。城市化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以满足服务产品需求为主，服务业成为城镇化重要拉动力。

笔者：你分析得很是深入透彻，给人启发。我想，城市经济转型极具复杂性，从管理学角度看，处理如此复杂问题最需要有系统思路。

裴长洪：你说得对。这里最重要是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服务业三者的关系。解决全面小康生活各种产品的短缺，既是城镇化的内容，也是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动力，还是带动工业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城市化也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二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工业化需要依托城市，而城市的健康发育则需要服务经济的较快发展，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三者中存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促进机制，只有处理好这三者关系，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地较快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