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低成本转移,贫民窟伴生的过程。
低成本转移对于我们研究城镇化问题特别重要。国际上的城镇化进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低成本的过程。你们想想,农民进城,他会是什么样的?他不是富人进城。所以,加上第二句就是“贫民窟伴生的过程”,产生的时间就要拉得很长了。
我们分析欧洲、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城市化,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们当时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看到了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等很多小说,都能看到,包括马克斯、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都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创作的。那个时候,劳资矛盾、贫民和社会的矛盾,尤为激烈冲突。因为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城市,所以矛盾显现尤为严重,于是就产业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等。我们再看,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也一样,有着大量的贫民窟。国际上,由于不限制人口迁徙,人口为了追求生计、追求就业,到城市定居,所以会有大量的贫民集中在一起,所以产生了贫民窟。而这个贫民窟的过程,也是城市治理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去巴西的时候,他们市长讲,我们没有理由来限制他们进入,只有责任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业和居住条件。巴西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尽管他有大量的贫民窟存在。我们现在给各个城市做规划,有哪个城市的规划,留下了给农村人口进城的空间呢?大家应该都给城市做了大量的规划,哪个规划是从不同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为这些进城的贫民的生存、就业、居住来提供合理的空间的呢?我相信没有人去提这些问题,大量规划都是从产业、技术、现代集群等角度,而很少从“人”的角度,从我们国家“大量人口进入城市”的角度,来考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来探讨城市的空间规划和发展。这确实是我们要面对的。
3、长期缓慢的过程。
日本战后的情况有特殊性。它在朝鲜战争后,由于大量的订单增加,就业大幅度增加,所以它的城镇化速度超过了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是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
我们在写北京市人口调控的报告,我们仅就地铁分析,把纽约、伦敦、巴黎的地铁修建时间和北京来比,他们100年、150年才修100多公里、200多公里,而我们北京11年就修了420公里。我们在经速增长、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矛盾也在迅速集中。但发达国家城市的矛盾在长时间内得到了逐步的化解,而我们在制定地方的规划过程中,我们制定的都是短期的、迅速聚集的规划。
4、市场化过程,特别是土地产权等要素自由交换的过程。
在财经年刊“2013年:预测与战略”上,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推进城镇化进程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我说,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和国外不一样,国外人口自由迁徙伴随着的两个制度条件是我们不具备的。一个制度条件是要素的自由交换,我们中国的要素是不能自由交换的,特别是土地。在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时,我们都知道,两种土地的公有制,以及不平等的征用过程,然后,建立在土地公有制之上的迁徙制度,还有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国家,要素自由交换过程中,其他制度也是有保障的。我们讲过的,国外的自治城市,人口自由迁徙的城市,民选的体制等等都是我国所不具备的,市场化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制度作保障。
(二)认识我国城镇化发展特点
1、我国城市和国外城市的区别
我们现在研究的城市群,大城市、中小城市等的发展战略,我们很难注意到,中国的城市特点。
第一,我们讲中国的城市是有等级的,这和国外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有直辖市,是正部级的,有副省级城市,有地级市、县级市、副地级市,还有处级镇和科级镇,五花八门,我们大致分为这六七个等级。这个等级的特点,决定了资源分配的走向。在国外,所有的城市是平等竞争的,比如在洛杉矶,最大的城市500多万人,最小的城市几千人,同一个级别,没有大小之分,资源交换都是平等的。
第二,在我们国家不一样,上级城市管着下级城市,下级城市得要对上级城市负责,还包括财政体制、计划分配体制等,都通过这个体制来完成。就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均等。
第三,城市是管辖农村的。国外的农村是社区自治,城市是城市自治。我们的城市,我们在研究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提出建议,能不能把城市和农村管理分开,城市和城市的管理分开?我们的城市是行政区。在研究北京市人口调控问题的时候,北京市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北京市有16800平方公里,有主城区、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还有建制镇等,很多区就是个独立的城市,一说都是北京市,比如北京市堵车了,但北京市的郊区不堵车,北京市的市区内有很多地方矛盾集中了,但郊区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并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一条政策,却把北京市全部的空间都覆盖了,比如说限购政策、户籍制度等,就说北京市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是,到底是北京市的主城区不能再容纳更多人口?还是北京市的16800平方公里都不能再容纳更多人口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个行政区,我们所有的城市都是行政区,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城市。
第四,我们的城市是非开放的。作为行政区,就有公共服务的差别。公共服务的封闭化,户籍制度是不开放的,这和国外不一样。为这什么欧洲的城市自治?他们从中世纪起就开放了,农奴只要进入城市,就可以宣告自己是自由民。中国建国后到五几年实行户籍制度,无论是城市间的人口,还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都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反过来,城市人口也不能进入农村,村和村之间也不能自由流动。不光是农村人不能进城,城里人进村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有土地是集体所有的,你来了,我不能给你土地。这也是中国的特点。
2、限制人口流动的过程。
研究城市化的时间,只能从50年代末以后,我们来研究城镇化的政策,是一个限制人口流动的过程。一方面就是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50年代末到80年代,只是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城市间人口的流动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没有那么突出。现在,农村人口进城,和城市人口到农村,都是不能互换的,包括村庄间的人口流动,以及城市间的人口流动。
3、三十年高速发展且矛盾迅速积累的过程
委领导在一次讲话里说,“中国的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把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矛盾积累到一起。”其实,我们国家的城镇化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北京的严重塞车、很多城市的城市病问题。我们的人口增长,以北京为例,从1996-2011年人口增加了800多万,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而在发达国家,东京是用50年的时间,而其他国家都是多于50年,甚至100多年的时间。这么多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在一个城市内,所展现出的矛盾也是非常集中的,所以,我们的城市政府疲于应付。我们现在的生态问题、交通拥堵问题、环境问题、社会分化、就业问题等等,这个矛盾的积累在发酵,使我们难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