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过政府干预，低成本的获取农村劳动力剩余价值和土地增值收益的过程。

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归结为中国特点。我们如果排除了制度性因素，我们有企业竞争力，有市场的作用等等因此。但是和其他国家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国家有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环境。

刚才讲过的，两种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这两种土地，进入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是不平等的交换过程。农村集地土地必须经过征地获准后，才能进入城市开发。而在征地过程中，就导致了大量的利益流失。关于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多。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一篇我的访谈，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看法：一是我们从道德角度提出了征地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的角度看，我们低价的获取农村土地，换来了每年1000多万人的就业，特别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土地带来了工业投入的大量增长，我们的农业劳动力价格可以比马来西亚、印度、越南高，但这些国家的土地价格绝不会比中国低。我们有一个低价征地的过程，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特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工业超高速增长的制度条件，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征地有非道德因素的问题，这是另一回事情。但是从全局上来看，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是发挥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讲的“土地城镇化”的进程，是通过行政力量来主导的。

5、中国的城镇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差距的过程。

我刚才讲过，中国的城市是有等级的，上级管着下级，但是如果忽视了等级化的城镇管理过程，就等于说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从90年代中期，就制定了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当年在国务院体改办的时候，我们就起草了中共中央11号文件，是关于小城镇发展的，还有国务院的户改政策，那时候，我们已经写到了“县级市以下的户籍制度全部放开”，但是，结果是只解决了一两千万的当地农村户口转入小城镇户口，剩下的户口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郑州、石家庄做了一年的改革后，又全部退回到了原点。而现在的改革越来越难。难就难在等级化体制决定了我们国家的资源分配在城镇之间的流向。

我在今年的财经年会发表的文章，我们讲“大中小城市”的研究，“大中小城市的道路之分”，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呢？

第一，老百姓选择就业，自己会选择他的流动方向，不是根据我们所谓的政策来选择。80年代我们就提出发展小城镇、发展中等城市、控制大城市等，结果根本干扰不了这个流向。为什么说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是5个，4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是14个呢？人的选择是不受政策干扰的，所以提出的“大中小城市”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行政等级化资源分配的体制，决定着我们的资源流向，一定是流向高等级城市。我举个例，计划分配资源。在发改委系统里分配一些项目的时候，一些是到乡、到村的，但是计划分配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土地资源基本上被省会城市所截留。前些日子去八省调查的时候，我问贵阳市委书记，你们每年的土地指标是多少？他说是35%的土地指标。我问贵阳市人口占全省的多少？他说12.5%。35%的土地指标都集中在了贵阳市，而只有12.5%的人口在贵阳市。我们知道，土地是未来要素进入的最大的资源储备。我们到贵阳的工业区考察的“中煤基地”的一个项目，用地是1000亩，每亩可增加就业1人，这个土地的利用价值，对于我们的城镇化来讲，是高还是低？再举个例，成都市容纳了全省土地指标的50%，但人口只占全省的17.5%。而且我们现在吸引工业的时候，不象80年代的“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我们现在的地方，发改委做的规划中，都是“产业升级”、“更新换代”、“腾笼换鸟”、“新型产业”、各种“高新产业”，连服务业都是现代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密集型的，都是替代劳动的，怎么能解决人口的转移呢？恰恰这些大城市、高等级城市把土地指标都截留下来了，截留了大量的资源，那么就意味着，他比别的地方，比低等级城市、中小城市，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我们的一个现实。

我们研究的北京市人口调控报告，我们80年代就提出1000万、1300万、1600万、1800万，我们控制的规划中，发改委部门做的规划，都认为是2400万到顶，可是我们从1996－2010年做的统计，平均每年60多万的外来人口进入北京，2010年增加的外来人口有90.5万，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长，我们按照2006－2011年平均每年80万的这个数字粗略地推算，加上后来9年增长的人口，共要2700万。

我们再算一下北京的物价，我们和进入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重占40%的河南、山东、河北等三省相比较，北京的几种副食品价格都低于这三个省，北京的水价收入比低于这三省，电价、气价全部低于这三省，而地铁价2元为全国最低，公交0.4元也是全国最低。暂不谈价格。在没电的时候，华北要停电保北京的用电，没气的时候要保北京用气。在全国的省会城市，地级城市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调配资源，那又如何阻止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

水资源也同样，很多的规划部门做了自然承载力的研究，我们算的数据和他们的差距太大。开放型的城市，他们做的研究是在主观上认为“我们不让人进来”的意识下做的研究，但事实上是人在往里面进。2008年之前，人口进来比较少，是因为产业限制不让人进。2008年之后，投资是少了，但招商引资力度却加大了，人进来得越来越多，工业企业、三一重工在往北京迁，原因是什么？北京的优质资源，特殊的行政资源条件。

我们再往下，县镇的分配关系、地县的分配关系，基本上以地为主，还是一个谈判制的、包干制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分税，财政资源、土地出让资源和各种要素集中在高等级城市，就导致了高等级城市的发展非常地快，但是问题也十分严重，后面还要再讲。

当这些高等级城市在发展的时候，它不是按照国际的城市发展规律来运行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高等级城市，都在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制定了一个限制人口进入的城市。我们到苏州去，苏州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说我这个城市要发展500万人，他们提出的要副教授、技工、博士等等，哪儿有那么多的这类人呢？最多的就是农民工啦。这种城市发展规划，和人口结构不相称，在各种资源集中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规划专家提出的各种“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等，城市搞得这么漂亮，农民能进得来吗？农民进不来，他要去哪里？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要如何才能实现？所以，了解到这个等级化城市公共服务差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等级化体制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而这个户籍制度就建立在这个不均等的、多元的城市利益格局之中。这就是我们城镇化发展中的现实，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6、参照系水平过高，和发展阶段较低并存的过程。

我们跟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交流的时候，经常讲，他们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尽管很差，尽管有大量的贫民窟，相对于农村、相对于过去，是一个好的过程，他进入贫民窟以后，收入比以前高，环境虽然差，但也比农村没有基础设施要强。但我们不行，我们是后发的城镇化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城里的有识人士、精英、管理层、决策层，包括媒体、教授、学者、专家、政府管理层，都在向欧美看齐，所以我们看到了千城一面的、以欧美为样板的，现代化的城市形态。可是，我们还要面临着有2.5亿的农民工，甚至有更多的农民工在等待着被纳入城镇化进程，他们需要的是在城里有一处安身之地。这个并存就导致了我们的城镇化出现了发展中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