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按照传统惯性来理解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是投资上项目。这是基于政绩，基于地方GDP增长的非常现实的认定。政府政绩要闪亮，要超过前任，至少达到前任所获得的收益，或达到前任的投资水平，就必须继续出让土地、加快城镇建设。

更严重的是，在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公共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一些城市盲目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模式，追求大广场、大马路、摩天大楼、会展中心、大中心公园绿地和景观工程，以致出现了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地级市和县级市，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城镇化≠城市现代化

城市建设向欧美看齐，高标准、追求现代化，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抬高了农民进城落户门槛，与城镇化的本义背道而驰。

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着相当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城里的有识人士、精英、管理层、决策层，包括媒体、教授、学者、专家、政府管理层，都在向欧美看齐，所以我们看到了千城一面的、以欧美为样板的、现代化的城市形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力。甚至一些部门在下达的文件中要求，城镇化建设要高标准、高档次，要面向未来。

可是，最容易被忘记的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有近9亿农民仍被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实际上，城镇化很简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定是低素质、低端就业、低收入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这恰恰和现在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发展理念发生了冲突。

北京市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原因就是这些学校达不到公办学校的标准和水平。那么公办学校的标准和水平又是向什么看齐呢？是按照城里人的要求，向发达国家的水平看齐。在城镇化过程中，参照系水平过高，和发展阶段较低并存的过程，是我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我们制订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标准，是针对城市的富裕人口、精英人口，还是承认城市公共服务差别化的现实存在？给2.5亿进城农民工提供一定的空间？

城镇化≠提升户籍居民生活福利

把发展的成果封闭在城市，不是城镇化的本义，应当使进城农民与当地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福利。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优于农村，使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公共福利也远远大于农村居民。大量的决策者、媒体记者、知识分子、企业家都住在城里，他们的话语权远远高于农民工，他们不希望和所谓的低端人群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公共决策。

目前，中国的城市在公共服务上不完全对外来人口开放。首先，外来人口不能享受户籍人口的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政策。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参加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9.5%、24.1%、14.3%、4.9%和2.9%。当然，外来人口也无法享受到户籍人口的低收入补贴。

其次，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存在着就业上的不平等，公务员考试有户籍要求，一些国有企业的重要岗位和国家事业单位的就业也有户籍要求。

第三，在大多数城市，无论是原来的福利分配住房，还是后来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基本不对外来人口开放。即使是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所居住的出租房，在管理上也被认定为不合法。而限制外来人口购买商品房，更是政策上的严重倒退。

第四，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和户籍人口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长期在就业地城市居住的外来人口子女，不能在父母就业所在地参加高考，这是目前对于外来人口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待遇。

当我们提出城市的发展走向国际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城市如果不解决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谓的国际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就已经否定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