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当然在东部有些地区也一样，不具备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上级考核的也是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通过推进城镇化的办法，或者主要是通过推进土地城镇化的办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城镇化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增长。那么，投资在整个GDP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投资或者是政府投资，政府的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又能够确保了城市经济的增长。所以这个发展模式就决定了，要加快或者是实现以他自己能够支撑的最大能力来推进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来支撑这个区域GDP的增长。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土地制度和金融融资制度也给扩大投资创造了条件。

另外，地方政府没有做出正确的预期判断也有一定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会用一二线城市的发展趋势来推算自己城市的未来发展，没有从实际出发，也没有对全国的发展格局进行正确的判断，没有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正确的预测和判断。

记者：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要城镇化建设，按照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城镇化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倪鹏飞：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有作用，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这两者也是相互的。

首先是经济发展对城镇化产生作用。正是由于经济发展了，或者说产业发展了，工业发展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人口才可以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因为城市有就业，工资足以支持他在城市里边的生活成本。

当然，如果农村的人口进入到城市以后，消费可能会比在农村多一些，也就是说城镇化会扩大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向城市聚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城镇化会扩大投资需求。所以总体上城镇化会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宜急于过高的期望。但是城镇化不仅经济增长上，对中国整体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即对经济转型、科技进步、社会重构、生态永续、文明重构，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意义重大。当然，城镇化对中国发展也提出聊诸多挑战，必需认真研究及早应对。

记者：有观点认为，如果缺乏制度层面改革，快速的城镇化很容易加快引发地方债务的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倪鹏飞：这个说法有点颠倒。

首先，城镇化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规模向前推进，经济社会能够承受的规模向前推进，这是确保地方经营风险不扩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还按这个考核制度来，没有底线地扩大投资，然后去借款，这个风险怎么改革也没用。

反过来讲，要保持稳健的城镇化推进速度，确实是需要在制度上做出改革。

首先，绩效考核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也就是说，不应该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人的发展、就业、收入增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等这一系列才应该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繁荣的目标，而不是把尽量加快物资城镇化或者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作为首要的了，这样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就能协调起来的，作为一个目标推进，这才是比较稳健的城镇化发展。当然，这是根本性的制度。

其次，融资体制、土地制度的变革。城镇化需要大规模的资金，但是这个资金显然在短期内，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难以承受，怎么办呢？就要利用金融杠杆，实现期限的错位，建立多元化的“短借长还”的融资机制。而融资的体制担保，私人借款应该靠的是自己未来的收益，政府借款应该依靠政府财政未来的收益来进行贴现或者是偿还。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都是用土地来进行贷款的，所以要把这种模式转变成正常模式上来，当然土地贷可以有，但是那应该是征收土地税来进行偿还。

记者：您认为，我们的城镇化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健康、持续的道路？

倪鹏飞：城镇化就两个层面：一个是化人——人的城镇化；一个是化地——土地的城镇。真正的城镇化应该这样概括：“就业为先、化人为本、教育是基础”。

要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才是根本。人的城镇化中，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就业，这要由工业化来带动；要根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有教育来支撑，只有人有了一技之长，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要促进新型城镇化要牢牢把握这三点。

记者：物质的城镇化其实是提供一个保障。

倪鹏飞：物的城镇化也很重要，或者说物的城镇化是一个载体。但是这些总的来说都要均衡发展，但是它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人的城镇化是根本，物的城镇化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