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就中央近日提出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缘由、面临的难题等话题，记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进行了解读。

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就中央近日提出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缘由、面临的难题等话题，记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进行了解读。

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就中央近日提出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缘由、面临的难题等话题，记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进行了解读。

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

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魏后凯：一般认为城镇化率在30%—70%时，城镇化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但也分几个阶段。在30%—50%时是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50%是一个转折点，50%—70%是一个减速推进的时期。2013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越过了50%的拐点，进入由加速向减速转型推进的时期。未来城镇化的重点不是追求速度而是提高质量，如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让农民到城市“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

记者：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引导中西部1亿人就近城镇化”，您认为这是基于怎样的大背景而提出的？

魏后凯：据测算，当前，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60%，进入到城镇化减速推进时期。2011—2012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08个百分点，远低于2001—2005年的年均提高1.43个百分点和2006—2010年的年均提高1.59个百分点。预计东部地区城镇化的这种减速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相比较而言，目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尚未越过50%的拐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西部城镇化进程仍将会保持较高的速度，短期内甚至会呈现加速态势。2011—2012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年均分别提高1.81和1.66个百分点，远高于“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更高于东部地区。由此可见，由于城镇化阶段的不同，目前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城镇化减速时期，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未来中国加快城镇化的主战场在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未来推进城镇化和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减少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流动，缓解东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产业高度集中的压力，还有助于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因此，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就近城镇化”。

中西部就近城镇化路径明确

记者：您认为到2020年，中西部1亿人就近城镇化能实现吗？

魏后凯：按照规划，如果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以2012年为基数，全国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1.26亿左右。这就意味着，2020年之前中国新增城镇人口近80%需要依靠中西部地区来实现。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此，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解决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就近城镇化”，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到202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突破60%的规划目标；二是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提高中西部地区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比重。但无论如何，未来要把中西部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比重从50%提高到近80%，将具有较大的难度。实际上，这个目标不是限制性指标，而是预期性目标。

记者：如何在中西部这个主战场打好硬仗？重点从哪些方面着手？

魏后凯：未来加快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培育建设城市群，中西部地区已初步形成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应认真抓好这些城市群的规划建设，让城市群吸纳更多的新增城镇人口，使之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题形态。二是抓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由于生活成本和进城门槛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具有家乡情结的企业家和返乡农民工越来越愿意在离家近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投资和就业。关键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依靠产业集聚引导人口的集聚。三是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支撑能力。一方面要发展中西部的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要改善投资软环境，提高产业配套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引导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助力城镇化

记者：推行城镇化，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都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而地方政府又很依赖土地财政，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魏后凯：推行城镇化需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单纯依靠中央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土地财政会成为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之一，但现在的问题是城镇化建设高度依赖土地，全国城镇建设的百分之五六十都是靠土地财政，很多地方都是采用土地财政加土地融资的模式，这是不可持续的，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此，未来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土地财政的比例要大幅度降低，地方政府要有稳定的、可持续的税收体制，鼓励市场化融资，鼓励国内外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包括外商投资、国内民间资本、私人资本。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和项目投资。比如污水处理，可以通过BOT、TOT（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项目建设）模式，与企业合作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