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谈到中国发展城市化，人们往往立刻就会担心未来的就业问题：如果几亿农民一下子涌进城里找工作，哪来那么多岗位？国人在理念上还坚守中国要以农业为本。但是，即便是以农业为本，也并不意味着要有这么多人从事农业。关于汶川大地震以后的重建问题，我给中央提出的建议是，灾后农村重建应该与城市化的趋势结合起来，不要老是抱着在原地重建家园的思维。也许这里承载着一种感情上的寄托，但如果从经济发展的理性角度来看，将重建纳入城市化的视野显然更为可取。

其次是体制上的障碍。这些是中国所特有的。这里既有城市阻碍农民进入的各种政策性障碍，也有农村拖住农民使他们舍不得离开的制度性因素。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目前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但不能转让和出售。这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看起来，这给农民留下了一条退路，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特色”，是好事。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一位美国学者曾专门研究了中国的农村移民，结论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流动是双向的——年轻的时候进入城市，老了回农村养老，这不仅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对农民也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他把青春给了城市，最后老了还要回到农村；打工时在城里，失业了回乡下。

再者，这里还有另一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农民进城会对城市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实际的冲击，政府也担心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对失业问题的担心确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进城以后都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的话，一旦遭遇经济衰退，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就会很大。政府当前在统计失业率的时候并没有把农民工计算进去，目前广东不少工厂倒闭，但公布的失业率并没有增加。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城市的压力并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阻碍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城市建设”的重点在体制改革

中国与大多数别的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中国因为有政府设计的制度约束，所以必须要由政府去消除这些制度障碍。

首先，就是要消除歧视，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人把目前农村状况描述为“3861”部队，意思是农村人口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因为每家每户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每个农民家庭都是一半留在农村、另一半飘在城里。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不能流转就无法集中，能干的年轻人无法施展才能从事现代农业；土地不能流转使土地不能转换为农民在城市定居的资本，妇女、老人和儿童不得不留下继续经营那块土地。这些问题最终都要从制度上进行彻底改变。

同时，还要更科学地进行城市规划。城市化不一定非要采取北京、上海那样不断向外扩张的模式，这会滋生出许多大都市的城市病。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学，比如搞“城市带”——美国的洛杉矶到圣地亚哥，到处是由几条高速公路连着的一片一片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的集聚，既有规模，又透气，城市交通状况也很好。还有就是政府投资，现在中国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主要还是往农村投资，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的是投资建设城市，不断在城市里而不是在农村盖房子。城市里农民工有大量的住房需要，应当大力发展面向农民工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来解决这些需求。还有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在农村建希望小学已经不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眼下最需要的是在城市里为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方便的就学条件和环境。

我之所以要突出一个“新”字，就是想表明，这并不是普通的城市建设，而是一个包含着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是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的“新型”的城市规划。

总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不是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这个特殊阶段，主要的建设重点应当是城市。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在城市创造出更多吸纳农村移民的空间和机会来，而不是把他们挽留在农村，这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围绕我提出的这个所谓“新城市建设”，希望学术界今后能够有更多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近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发言记录整理而成，并经作者本人审核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