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新城市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我们应当思考的是未来30年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应该谈谈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都知道，“三农”问题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们不能就“三农”而谈“三农”，只有从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即从城市化这个角度入手，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转移到农村以外的另一个视角。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无论从恩格尔法则还是其他经济学理论上都可以清晰地得出这个结论，发展经济学的前辈、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对此都已经有过很多的论述。从历史数据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在工业化的时代都是非常迅速的，这就是所谓“经济起飞”。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青春期、再到成年，会经历一个10到20年的“发育阶段”一样，一个国家也会或迟或早经历一个30年到60年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起飞”之前的社会是一个变化很小的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起飞以后就转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经济体。

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经有过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历程，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战后在它们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人口急剧下降。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农村人口已不足6%，韩国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规律，中国大陆也不例外。不要认为中国人口多就有特殊，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会超过10%。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始终要保持7亿农民的话，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农民的收入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但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方式。在传统经济时代或者在工业化以前，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曾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提高农业产量，但这种方式是有极限的。

在工业化阶段，当一个社会进入经济起飞期时，农民收入主要是靠人口的大量转移来提高的。一方面，工业发展了，城里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农民到城里去打工比在农村种田挣钱更多。另一方面，留下来在土地上这部分农民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然前提是土地需要逐渐集中——粮食亩产量并不需要提高，但因为挤在田里的劳力减少了，收入自然就增加了。

到第三个阶段，等到农业几乎完成了上述转变，政府就应该开始启用扶持农民的政策。这是由农产品的单一性和土地生产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对农民都是实行补贴的，这种补贴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农业人口必须很少，因为只有多数人补贴少数人才是可行的。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欧盟，95个人补贴5个人，每个人拿出1块钱，那5个人每人能够得到十几块钱，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目前中国要搞农业补贴是不现实的，因为要让农民得到10块钱的补贴，就意味着每个城里人都要拿出10多块钱来。

现在很多学者喜欢照搬发达国家的政策，似乎人家补贴我们也应补贴，问题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与这些发达国家非常不同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政府对农业的政策重点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中国不能照搬美国和欧盟的农业政策，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它们那样的发达程度。

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的政策障碍

我之所以要提出与新农村建设相对应的新城市建设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处于滞后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是英国约200年前的社会结构。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不要说与日本、韩国相比，就是跟巴西都差得很远。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慢，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是严重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