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东方之门”还未戴上“世界第一门”的桂冠，却先因形似“秋裤”而遭网民集体“吐槽”；自比鸟巢，却落鸡窝之讽的某市美术馆，近日也因入选“中国十大丑陋建筑”候选名单而“名噪一时”。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出现造型怪异、庸俗不堪的“着名”建筑，粗暴考验着人们的视觉。这些建筑大多在设计、建造之初，不为公众所知，即使公众知情并反对，也难以阻挡其“丑陋”进程。假如，属于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远离了这座城市所向往的精神气质，游离于生活在城市时空中的公众的文化心理，那无疑是城市公共建筑在美学和文化上的败笔。

建筑的丑陋，不仅仅是一种表象。日前，接受笔者独家专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教授，深度剖析了丑陋建筑背后的文化生态，倡导一种可以优雅传递城市精神的建筑与建筑文化。

在有些人的眼里，建筑早已被异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气比造价重要，形式比内容重要。

最近有网站开展第三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关注和参与投票的人众多。类似的评选还有不少，这些评选虽然不一定权威、客观，但却是公众情绪的一种表达，因为人们对丑陋建筑忍无可忍。

郑时龄：说实话，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也有这类建筑，虽不至于列入丑陋建筑排行榜，但它们和环境显然是不协调的。比如徐家汇天主堂旁边的一座大楼，它的屋顶与建筑的主体关系就很不协调，而且，周边是教堂、修道院、藏书楼等教会建筑，突然冒出一个中国古典的大屋顶，破坏了整体环境。再比如浦东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代表了面向未来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一幢170米高的金融大厦采用了仿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基座就像古希腊的神庙，显得很突兀。身处城市空间之中，各个建筑间要彼此能够对话，像大合唱一样，各个声部都要和谐

这个“大合唱”里，是否时不时会冒出不和谐的音符？

郑时龄：是的。不和谐的音符，有很多是照搬国外的山寨建筑，美国的国会大厦、法国的凯旋门、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等建筑，都可以在国内各大城市找到粗陋的仿制品。上海一所大学的新校区，行政楼是法国式的，学生活动中心“拼贴”了意大利两幢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整个校园的建筑风格似乎是一个脱离了现实文化环境的“洋杂烩”。

也有一些自称使用中国元素的建筑，却更像一种异化的民族印象。北京一家酒店，整幢楼就是“福禄寿”三星造型，把民间对金钱、权势的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沈阳的一座大厦，显示了设计者对“孔方兄”的尊崇和热爱。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建筑只是一些简陋的相似性的联想，甚至连联想都没有。

还有一类建筑，就是一味追求高大宏伟。

郑时龄：这是当下的一种风气，盲目贪大，一味攀高。全世界20幢最高建筑，其中11幢在亚洲，而11幢中就有9幢在中国。据说，到2016年，全国不少二三线城市都将出现超高层建筑，某地甚至还有两个月建成一幢比迪拜哈利法塔还高10米的大楼的计划。这些过分高大的建筑，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显得突兀而缺乏美感，但它们却很可能满足了某些人对政绩和荣耀的追求，在有些人的眼里，建筑早已被异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气比造价重要，形式比内容重要。事实上，足球场那么大的浮雕和摩天大楼那么高的门，也仅仅是大和高的丑陋而已，公众不会喜欢，这样的建筑注定是悲哀的。

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学试验，不是搭积木，不能为一个结果而做无数次的试错性试验

去年，财政部和住建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要求避免建筑外形片面追求“新、奇、特”，但为什么丑陋建筑还是不断在出现？

郑时龄：通知、条例往往只能规定数据，无法规定艺术创作的水准。更关键的是，有些公共建筑并没有代表公众审美，往往是某些利益集团、甚至个人的审美。我们知道，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是目前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而城市建设相对经济发展来说往往见效更快，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短平快”的建设节奏，加上某些领导“特殊”的审美需求，难免出现一批“非正常建筑”——它们开工快，建设快，忽略公共的美丑标准，成为权力在建筑领域的“图腾”。要知道，审美虽然带有主观性，但在任何一个时代，美丑都有相对明确的公共标准，建筑也是这样。尤其是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必须在公共审美体系的框架内进行创作。更深层次地说，如果将丑陋作为主动策略，让相关企业获得额外的品牌效应，这更是对文化和审美的漠视。

当这样的没有代表公众审美、拒绝与周围环境对话的建筑，以强势的姿态在城市中出现时，公众的心理可能产生抗拒。

郑时龄：抗拒的产生，根源在于现在我们的一些建筑话语其实已被代表权力或资本的威势话语所取代。举个例子，有个房地产开发商在招标的时候，根本还没有看到美国公司的设计方案，他就坚决地说，一定要采用美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竞标方案中，美国的设计是最糟糕的。

这恰恰又证实了今天中国建筑领域的一个微妙心态与现实，很多项目青睐、采用外国设计师的方案，乃至出现了一种较为极端的说法——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对此您如何看待？

郑时龄：这话虽然极端，却也道出了某种倾向。比如，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设计与文脉、环境很少有呼应关系，因此很少能变成现实，而在中国她却大展身手。上海曾有一个历史建筑保护项目请她做设计，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毕竟，即使是国际上最优秀的建筑师，他也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看国籍和名气。

其实，我对试验本身并不反对。建筑需要试验，就根本而言，建筑史上的每次创造都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都是一种试验，建筑师永远会面对新问题、新技术、新材料、新环境等。但建筑试验分为物质试验和思想试验，思想试验应当先于物质试验，在以实际行动运行一种程序以前，必须在头脑中先具有这种“程序”。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学试验，不是搭积木，不能为一个结果而做无数次的试错性试验。

说到底，试验场的问题，不在外国建筑师，而在我们自己的选择。现在不少大规模建设项目，邀请远离项目所在环境和背景的外国建筑师来设计，他们对我们的城市和文脉缺乏理解，由此导致了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历史城市的怪象。设计者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很可能伤害属于城市自身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