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城市向世界展现的面貌是，它们聚合了大量的制造业公司，雇佣了上千万的工人。但这种局面是不会持久的，不是因为产业会衰落，而是中国将会变成拥有更多财富，人民收入更高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工作岗位就会转移，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从长远看，中国的城市，它们的经济也会追逐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就跟西方很多地方一样，制造业并非天然城市的唯一选择。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制造业城市很可能会面临同底特律一样的困境。

记者：哪些是城市转型的成功案例？中国的城市化又能从这些成功案例中学到什么？

格莱泽：传统工业城市成功转型的案例很多，比如波士顿、纽约、西雅图、米兰等等。现在美国最大的那些城市，在当年都是工业城市，在欧洲同样如此。是人力因素——正式或非正式的技能——决定了城市如何转型。所以是否有成功的教育是城市能否转型、重塑自己的先决条件。

西雅图曾经就是“波音”的城市，就像底特律被“通用”统治一样。当波音公司不再那么辉煌的时候，西雅图并未因此衰落，因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能重新创造新经济体。我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企业家。衡量一个地区企业家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当地是否有足够多的小公司，小公司的数量和质量也决定了城市能否重生。如果按照这两个指标，上海在未来能继续表现的很好。

欧洲的城市给中国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高品质的生活，公园，美丽的建筑，比如巴黎、伦敦和爱丁堡。美国那些美丽的郊区城市提供的是噩梦。纽约和芝加哥的案例显示了，一座高密度城市——无论是人口还是建筑——它们能在经济上和宜居上取得成功。

城中村对城市很重要

记者：你怎么看明星城市迪拜？在中国有不少以“迪拜”为榜样的城市。

格莱泽：我不认为迪拜是一个好的模式，因为城市的高度需求来自于城市的需求，超出城市人口实际需求的城市高度，一味追求纪念碑式的地标性建筑，这是很糟糕的。摩天大楼是不错，但应该能让市民步行从街边穿过去走到它那里，而不像迪拜的高楼那样。

记者：许多研究城市化的学者都喜欢研究印度、巴西的贫民窟，中国的城中村，你也不例外。在你看来，这些混乱的尝试是否是每个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莱泽：我坚信贫民窟或者城中村对一座城市，对整个国家经济都非常重要，因为那里是贫困农村人口在城市脱贫的渠道。城市应该给他们以希望和机会成功。当一个国家还存在大量贫困的时候，农村贫民就可能蜂涌至城市，这就是贫民窟形成的原因。但这不是坏事情，这样比让他们待在原地无法享受城市化的益处要好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依然需要城市和政府良好的管理，其中公共医疗卫生是城市最急切提供的服务。

长远看，提供普遍的教育是消除不平等的最重要武器，最重要的就是确保那些成长在贫民窟的儿童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则，就是对年轻人才最可怕的浪费。

记者：在你的书中提到了西方城市中的移民问题，你倾向于城市的胜利离不开移民。对中国来说，可能就是所谓流动人口。西方处理移民问题的经验对中国有哪些借鉴？

格莱泽：中国的户口制度是管理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但是政府至少应该确保每个中国孩子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不想对中国的户口制度指手画脚，但只想说，只有给每个城市里的小孩，给予他们良好的，平等的教育，这才能给这些有各种才能的孩子一个机会，在未来获得成功。

记者：在中国，如今有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中，在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在这样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你对中国有何警告或建议？

格莱泽：我对中国的城市化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我在上海南京路逛街时获得的愉悦，那里是一个浓缩的世界。但在中国别的地方，那么多高楼似乎只有纪念碑式地标作用，而不是人们和公司真的需要他们。城市要专注于生活质量，专注于教育，专注于才干。别把城市与那些建筑联系在一起，真正的城市是人的城市，围绕着人去建造他们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