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告诉记者，补偿标准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处理对一般性居住房屋和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差别。征求意见稿规定，对因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但讨论中有不少专家认为应该充分补偿，比如2007年3月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如果按照一般性居住房屋标准，最后的补偿远远超标了，但它原来是一个生意火爆的火锅店，不提高补偿难以弥补当事人损失。

王才亮表示，经营性用房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类情况争议比较大，一个是对“住改非”(住宅房屋用作经营)的补偿，另一类是对企业的工业用房(地)和办公用房的补偿。

过去对企业用地的拆迁补偿，仅包括停产停业等损失，忽略了被拆迁企业的再生产与发展等问题，补偿费用远远低于企业的实际损失。他建议条例中明确对企业的征收应当优先考虑企业的再生产和发展，尽可能在本地区做出妥善安置。在货币补偿的方案中，应当将被征收土地的拍卖收入全部或按合理比例返还给被征收企业，以补偿被征收企业的异地安置费用和因拆迁造成的各种损失和费用。

针对征求意见稿中“违章(法)建筑不予补偿”的规定，王才亮认为，过去拆迁中这种做法引发了很多矛盾和冲突，新条例应当吸取教训，不能不区分具体情况而“一刀切”，特别是在政府自身掌握“违章(法)”认定权的情况下，应当将对违章(法)建筑的界定和处理明确纳入《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严格界定“违章(法)建筑”，规范征收行为。

非因公共利益的拆迁如何规范

王轶告诉记者，对于涉及非公共利益的拆迁，新的立法是否调整，在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存在很大争议，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如果不是基于公共利益，就不能适用《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不能由政府进行征收，它实质上是一种房屋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属于民事行为，应当由交易方之间通过协议协商确定。

王轶认为，由于今天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制的是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征收拆迁行为，因此只是在附则里规定了一个条款。

他对“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拆迁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的，建设单位应当编制具体实施方案，并报房屋征收部门批准”的规定提出了质疑，“不是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的拆迁属于协议拆迁，报行政机关——房屋征收部门批准，从法理上讲不通。”

记者注意到，这个法条接下来的几款也作出了原则规定：建设单位应当与房屋的所有权人按照自愿、公平的原则订立拆迁补偿协议，本条例关于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内容的规定，适用于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拆迁的活动，“这可以理解成立法机关还是要强调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拆迁的活动属于民事活动，双方应该平等、自愿协商。”

法律阳光何时照耀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

曾经在上海闵行区潘蓉案件中担任潘蓉夫妇代理人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夏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征求意见稿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国有土地上”，这就意味着，目前大量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拆迁问题难以被新条例涵盖，“我在长期的实务工作中发现，这部分问题比城市拆迁的问题还要大，还要多，许多引起群体性事件的拆迁纠纷都发生在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此前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潘蓉案和唐福珍案，她们的房子都建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

夏霖说，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业主只拥有上面建造的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对这类房屋进行征收拆迁，政府需要支付的补偿只是建造和装修房屋需要的成本，基本无利可赚；只有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升值很快，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压低补偿的方式、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赚取高额差价，因此和被拆迁户产生纠纷。

王轶认为，依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对于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应当由法律规定；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问题，不属于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而且新条例的依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决定只是授权国务院就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与拆迁补偿制定行政法规，因此目前的征求意见稿无法涵盖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