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中国可能面临压力，是不是承诺在2020年前达到碳排高峰，对此您怎么看？

王毅：中国在气候方面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否在202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根据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和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是不现实的，即使在2030-2040年期间达到峰值，也是有条件的，并且之后也不会有一个稳定期，在可预期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碳排放也不会突然出现大幅度下降。这其中，发达国家提供必要的减排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中国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所以我在今年参加欧盟“绿色周”会议时曾引用过一句话：“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但住在不同的船舱”，发达国家已经住在“头等舱”多时了，在面临船有可能沉没的时候，他们是否应该多做些事情呢？

中国特色

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把“碳排放总量减排”作为核心目标。计划将碳强度、能源强度等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而碳减排总量指标的列入可能还需时日。

记者：如您所说，低碳作为发展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市场有多强大，路径怎么选择，怎么打时间差可能成为低碳经济是成是败的关键。我注意到您组织编写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主题是“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

王毅：中国必然要走低碳经济的道路，但是走多快，优先做什么，需要结合国情。可以说西方的发展低碳经济核心目标就是碳减排，但是以西方的低碳经济来要求中国，不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要求。所以中国定义低碳经济就和西方不完全一样，我们的路径与目标和西方也不同。例如，如果按人均碳排量标准看，中国只是世界平均水平，同西方比算是低碳的；但如果按行业的碳强度算中国又属于高碳的，当然这里也包括碳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以对低碳经济要做好定义，现阶段整体上我们更关注的是低碳发展的取向，把低碳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巩固“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取得的成果，并将碳强度、能源强度等重要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同时做好相关专项规划和试点示范。只有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的引导下，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国内的高碳行业、技术从先进省市和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并通过制度安排使落后地区得到补偿。

记者：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近期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王毅： 发展低碳经济，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探索低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即在未来10-20年时间内，通过节能、高效利用化石能源、发展低碳型基础设施等综合性措施，迅速跨越重化工业阶段，完成工业化的主要任务，引导集约型、紧凑型的城市发展，尽可能避免发展过程中的高碳“锁定效应”，为向低碳全面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中国应该重点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关注哪些技术的发展？

王毅：低碳转型不仅是一个解决技术障碍的过程，还是一个结构性转型过程，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包括观念、制度、政策、管理等全方位的转型，需要新标准制定、技术推广、融资等具体工作和过程。比如，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并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二氧化碳也并没有算作是污染物，国内的规定只是停留在国务院的综合方案上，并且也很不完善，需要在法律、法规、规划方面优先开展工作，并使目标、投入、政策相结合；在技术领域，优先发展节能、能效技术，煤炭清洁利用的技术及其系统集成（包括整合煤气化联合循环和煤炭多联产），节能、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构建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时重视开发农田、森林、草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技术。 我们希望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使我们通向一个可持续的低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