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要承担必要的研发和推广成本，还要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这样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是欧洲先做， 美国先做，还是发展中国家跟着一起做。

8月10日至14日，2009年第三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此次会议巨大的利益分歧，不仅让人们对将于年底举行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是否能达成新的减排协议产生担忧，也为围绕应对气候变暖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笼罩疑云。在此，本报特别发起新闻行动“献策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邀请诸位专家，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看法和建议。

必然之选

我们应该正视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但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无所作为。低碳发展的趋势是很清楚的。

记者：低碳经济概念提出的基础是什么？

王毅：低碳经济的概念是围绕应对气候变暖提出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综合评估结果表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近50年全球大部分增暖非常可能（90%以上）是人为活动的结果，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代表了科学界的主流声音。尽管目前低碳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低碳经济或低碳发展符合能源转变的长期趋势，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策略。

记者：可是按这种说法，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理论只适用于有限的时间段（50年），而且这个理论不成立的可能性还有10%。有部分学者，特别是国际政治学者认为“低碳”可能是发达国家用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而并非真正出于气候考虑。您怎么看？

王毅：我们应该正视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但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无所作为。第一，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证据表明，气候变暖正带来越来越多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威胁，从战略角度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最坏可能的发生。第二，气候变化已经不是纯科学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及政治经济的综合考量来认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第三，尽管在低碳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重大挑战，但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低碳发展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它可以为我们应对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挑战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最后，减排的核心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 抛开低碳经济不说，从能源发展的角度看，化石能源最终将消耗殆尽，人类必须走向利用低碳或无碳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记者：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王毅：低碳发展的趋势是很清楚的。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完全不承担防止气候变暖的责任。其次，一系列减排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可能会促使21世纪前期发生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比如如果各国达成协议将全球气温稳定在增温2度或低于“危险人类干扰水平”的温度水平，这个政治决策将会创造很强的需求，并带动相关技术进步。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以使中国在未来全球结构性转变的过程中占领综合竞争的制高点。第三，金融危机以后，下一步的增长点在哪里，找一个新的经济启动机，低碳取向必然是重要选择之一。第四，中国长远的发展不能总是靠石油、煤等一次能源的大量消耗。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也要考虑发展低碳经济。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的低碳发展应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目标、发展路径和优先行动。综合上述因素，中国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应该作为长期发展的战略方向，需要考虑和研究的是具体的战略目标、步骤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