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就是实用、宜居型的生态城市。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始终没有终端过对乌托邦的追求，人类的城市史就是乌托邦史，但是人类不仅需要乌托邦时的梦想，更需要可操作性、多样化、大众化的实践活动，城市不能仅仅依托于未来的技术，更要注重那些（现在）就可以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用武器。所以，在中国城市化的高潮中，我们选择了中心生态城，中英生态城，就是中国和英国、意大利合建城市，我们还和其它国家合作建设生态城。这些生态城的人居环境比一般城市更好，它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低，它们消耗的能源更少。但是更适宜人居住，这些生态城我们一般规划人口规模在30万，而建成期只有8年到10年。在这些城市里面，我们以实用技术，而不是高端技术作为技术主体。比方说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水循环利用，风力和生物制发电等等，绿色建筑等，将成为这些生态城建筑的主体。服务业成为这些城市的产业主体。这些城市将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以步行、自行车、公交、绿色交通为主的交通主体，以TOD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TOD）就是把大规模的公共交通与土地的密集型使用密切组合起来，来获得社会生态和经济三个效益的均衡。所以这类的生态城是低成本的，它是可复制的，城市本身是可持续的，同时这个城市是可以改进的，因为这些技术不是一定终身的。我们把可复制、可持续和可改进作为这类城市的目标主体。

第三类就是逐渐演进性的生态城市。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和生态、资源等等各种各样的基本元素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地理空间相互交织的网络体系，它是一种自组织的系统，自动演进的（复杂）集体，无论从刚才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所演示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到现在的现代化城市，城市是是一步一步自动演化过来的，生态城市的战略能够促使这些古老的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就是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让它偏移方向。

我们下一个城市的研讨会将集中讨论如何制止城市的蔓延，也就是防止机动化时代和生态化城市重合的时候，出现美国式的郊区化，这就是跟生态化背道而驰的。我们要求所有老的城市，或者即有的城市，在条件比较好的城市里面来实行生态城市的战略，那些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已经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或者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等等称号的城市，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主动地向生态城市演进，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廊坊，廊坊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演进为生态城市的城市。这类城市，我们要求它产业转型同步进行，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正步入后工业时代，这些城市的市领导和市民群众有较好的生态意识，因为他们始终是主体，城市化生态改造的目标和措施是明确的、是扎实的。同时这些城市能够及时地安排生态城项目，来有效地应对城市本身作面临的污染、缺水、耗能和地质灾害等问题。

第四类就是灾后重建改造型的生态城市。因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要非常注重把握重建的机遇，把握发展的机遇。中国化危机就意味着为难本身也是基于，所以，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多难就是危难，我们要克服这些危难，把握住发展机遇。能够使受灾城市改变原先的演进轨道，跳跃性地获得抗灾害能力系统的自主适应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始终是人类的创造物，人类的任何梦想，任何的理想，都可以在城市得到事项，有生态观的人们，可以创造出生态的城市，而不是上帝给的。所以，英雄守旧，就会丧失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些城市，我们从四川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以中小型为主，两万到四万人，最多不超过50万人，而且这种城市从诞生的时刻起，都与自然环境有较好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