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市民在面对城市自然灾害时应做出怎样的应对？

史培军：关系到个人，我们在防御极端事件中的防范风险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遇到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认识程度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远。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灾面前，对事情的严峻性估计不够，没有防御风险的基本逻辑，是保命，还是保财产? 6月23日在大雨中推车被卷入下水井中不幸身亡的两名20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是例子。缺乏最基本的风险防御意识，缺乏在灾难面前逃生的观念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南水北调”还是“北人南调”？

记者：您提到的城市建设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但是像北京、上海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土地和水资源非常有限，像国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可行性有多大？

史培军：这就回到了要解决城市病这一问题的根本对策，即城市的规模是要有限制的，不应该无穷地增长。对任何一个特定自然地理区域的大都市来说，它的自然负荷能力都是有限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不应该是更麻烦。我认为到了大力度限制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

人口增长负担过重和过快的城镇化都使得人地矛盾、人水和人与自然负荷的资源的矛盾日益紧张。

记者：如果严控城市外来人口，是不是也影响了更多人追求教育、医疗等优质生存条件的机会？

史培军：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是有限度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左右、平原占不到1/3的地区，要养活近2000万的人口，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尤其是这几年的水荒，就显得非常突出。南水北调工程还在进展之中，目前还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北人南调”是否可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至于控制外来人口是否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权利，首先城市的发展要保证已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要真正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单纯让他们进城就可以了。进城不是根本问题，收入低、缺乏高质量教育和公共卫生资源才是他们进城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加大了对农村、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同时提高农民收入，靠提高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异而不是单纯涌入城市，大城市人口过多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