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入夏以来，从北京到广州，一场又一场的暴雨让人们再次领略了“不堪一击”的城市排水系统，也令城市规划和管理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和考验。

据民政部最新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全国有2.9亿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420.3亿元。雪灾、火灾、暴雨，身处城市中的人们该如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害原因何在？又应该如何解决？

日前，记者专访了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史培军。在堆满了书籍和地图的办公室里，史培军和他的团队已就“城市合理布局与防灾减灾体系的建立”这一研究项目做了10年以上的研究。面对近期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暴雨成涝的现象，史培军表示，“城市规划不尊重自然地理格局”是形成灾害的主要原因。

城市受灾责任在建设者

记者：为什么今年入夏以来，人们感觉城市因下雨而导致的灾害越来越多？

史培军：究其原因是城市规划没能遵循原来的自然地理格局。6月23日北京暴雨中，积水严重的地方都是把原来的水系网格局改了的地方。中国自古以来的城市规划是追求几何美，规划理念是美观的协调，不是景观的协调，其实城市本身并不存在一圈、两圈、越摊越大的环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反之，西方的城市规划多是按照城市所在地自然景观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缺乏远见，太不尊重和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和原来自然地理格局间的协调，从而导致了大城市病的出现，来大雨成水灾，下大雪成雪灾。

记者：如果以6月23日北京暴雨后的积水状况为案例，可否请您分析一下积水比较严重地段的形成原因？

史培军：这是城市建设者的责任，北京的总体地势是北高南低，此次暴雨正好也集中在西南部地势偏低的地区。比如积水严重的莲花桥，这里本来就是原来的河网，是相对地势低洼地段，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还又向下挖了一个下沉式的桥，使此地成为逢雨必涝的场所之一。同理，去年北京的大雪，许多车辆都因为太陡而爬不上上拉式的西直门桥，造成大堵车。在南方少雪的地方，立交桥可以建得坡度大些，但是像北方这样的多雪城市，建设者就不能用平均设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不能每次发生灾害后都推脱说“这是50年一遇的、几十年一遇的现象”。

记者：可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平均设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

史培军：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连通的关系，没有从平均设防水平提高到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加强，就会导致由于一个地方出问题，通过其网络和枢纽地段的问题而殃及全身。一场大雨好比对一个城市的不同设防水平做了一个统一测验，高的设防水平必然也受到低的设防水平的殃及。比如旧的大院、旧的社区的排水能力和除雪能力弱，大雨或大雪来的时候也是专挑薄弱环节打。当然，现在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在提高，设防水平也在提高。

“我们的应急预案都是战略性的”

记者：目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城市应急预案发展水平如何？

史培军：总体来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应急预案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简称市应急委）由市长郭金龙牵头，将主要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3分类、51种，我本人也是北京市应急委的专家，可以说重视程度是高的。但是为什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雪灾、水灾时市民的感觉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或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应急预案中过多的理论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难以应对每次灾难个性化的东西，做不到随机应变。

换句话说，我们的预案都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来了怎么办，但是没想到像6月23日在晚高峰的时候来一场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对低洼的地方该怎么办，每一次的灾难都不一样，无法预测，缺乏灵活和细致的考虑。所以说总体在改进，局部在恶化，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