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为主导，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变化，积极推动城市群规划建设，为日本快速登上世界经济舞台搭建了最便捷的跳板。

二战结束后，日本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城市规划建设上。从1958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前瞻性地对其首都东京进行都市圈的首次规划，在东京建成区周边规划建设了环形绿化带，控制工业用地向外无序扩散，便于所有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区集聚，加速了中心城区的功能转换，让东京经济很快在战后复苏。

此后每十年，日本政府都要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战略需求及东京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对东京都市圈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规划调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根据城市国际化和经济转型的背景，在城市规划中，重点提出进一步强化东京中心区的国际金融功能和高层次中枢管理职能，同时在周边城市规划建设新产业核心和地区综合服务中心。

功能定位决定城市发展走向。这一次的规划，让东京总部经济的功能和国际都市的定位更加清晰，成为与纽约、伦敦鼎足而立的三大国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全国年销售额超过100亿日元的大公司、100多家银行总部和86%的证券交易都集聚于东京，其拥有的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和最大跨国公司数量甚至超过了纽约和伦敦。

同时部署的新产业核心使大阪和名古屋成为日本最大的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传统的重化工业基地，这两大城市与东京错位发展，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制造中心。

日本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80年代，索尼公司和三菱公司相继收购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大楼。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惊呼：“美国遇到了我们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

90年代，面对城市群主宰的新世纪，日本政府又将规划重点致力于将东京“一极一轴型”都市圈结构转变为“多核多轴型”的网络化结构，推进核心城市与周边中枢据点城市的职能分工与协作，积极构建一个居住和工作相平衡的都市地域结构。同时明确提出构建广域国际交流圈和广域性物流系统的战略构想，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发达的公共轨道交通，将太平沿岸的千叶、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及神户等大城市串珠为盘。全世界最密集的轨道交通网有效支撑了整个东京城市群。

这个占日本国土面积仅五分之一的城市群，分布着整个日本的7成人口和高达8成的经济总量。

不论是英国政府成立的“巴罗委员会”，还是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施行的奥斯曼规划，世界城市群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无处不在。

伟大预言在世界的东方变成现实——城市群引领世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

与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倒不如说它是一次对城市群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的逻辑推论。

1941年，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告别战火中的巴黎，开始了一趟美国东北部海岸之行。

此次美国之行，在戈特曼人生经历中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对美国东北海岸前后长达1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后，1961年，他发表了著名作品《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和理论。

1976年，戈特曼还根据城市群的识别标准及演进规律，发表论文《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认为世界上有六大城市群，即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和中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当时，中国还困在文革末期，经济处于凋蔽崩溃的边缘。戈特曼界定的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更像一则预言。

24年之后的“千禧”年，中国开始融入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世界进入城市群主宰的新世纪。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府主导为长三角城市群注入强大动力。2010年5月，上海以一场城市盛宴，向世界宣告一个闪耀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回归。长三角城市群开始登上世界城市群舞台，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规划学者彼特·霍尔说，如果长三角城市群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那么一段时间后，它将成为世界第一流城市群，上海亦可争取与纽约、东京等并驾齐驱。

最新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城市群正渐渐汇聚成更大的“超级都市区”和“超级城市群”。“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双重过程中，城市群的快速扩张已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阻挡之势。”中国科学院方创琳教授说。

戈特曼的伟大，就在于他30多年前就看到了这样的时代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