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需要配套机制的创新

【杨澜语】

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重庆市陆续出台的一些重要的政策，都为今天的户籍制度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比如说2008年底，重庆建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使得农村闲置的土地能够通过“地票”的形式流动起来；2009年重庆又成功引入了惠普、思科、富士康等IT制造业的企业，为重庆新增了几十万的就业机会；2010年2月份，重庆宣布大规模地建设公租房，再加上过去几年相当于本地GDP 4%的教育资金的持续投入，这些都为今天的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一切究竟是未卜先知，还是偶然的巧合呢？

画外音 2010年2月底，重庆的第一栋公租房破土动工。6月，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成为全国学习的目标，成都等城市也纷纷开始了自己的公租房政策。

黄奇帆：我们今年上半年推出的公租房。公租房是针对原住民中低收入群体，对大学生，对农民工，对新的各种各样的新生代就业群体。

杨澜：您说的是“夹心层”吧？

黄奇帆：对，“夹心层”，我们不管你有没有户口。在重庆，农民工进城可以租公租房。农民工户籍解决以后，他要把老婆、小孩，或者父母亲接来的时候，会需要公租房的。如果我没有几百万平方米，上千万平方米公租房在后面备着，汹涌而来的上百万人口会造成社会动荡，那是自找苦吃了。所以这件事也是一个配套。

2009年重庆引进了惠普和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预计3到5年内将达到8000万台的产量，需要大量的员工，这样就给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大批稳定的就业机会。

我们现在提倡的重庆的加工贸易基地，估计3年以后会有40万人，因为我们可能有8000亿的产值，8000亿产值是需要40万人的。我们认为要改变沿海加工贸易中对农民工的管理模式。以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候的问题就是从出生到死亡，吃喝拉撒睡、医院到火葬场通通包。到了1994年改革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企业市场化，把这些剥离到社会，我们把国有企业都这么改革过来了，怎么再让外商，让外资企业，让台资企业在中国又办厂，又办宿舍，这不又是一个小而全的社会吗？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是让农民出了工厂就进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然后商店、学校、医院也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社会化的配套。

杨澜：您的意思是，不会出现像深圳富士康那种所谓半封闭社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