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城中村”，从狭义上讲，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讲，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城中村”作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产物，从地域角度看，主要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城市范畴，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从社会性质看，仍保留了传统农业的因素；从产业业态看，主要以从事工商业为主；从与城市的关系看，是位于城市市区却带有农村性质的一种特殊社区。新世纪以来，杭州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期，但郊区化现象也随之悄然出现，形成了集聚城市化和郊区化二元并存的局面。杭州“城中村”的出现，就是这种城乡二元并存局面的典型产物。“城中村”的“村民”从居住区域、职业范畴角度看，都已完全城市化，但在土地规划、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尚存在诸多深层次的城乡差异，形成了具有城市与农村双重特征的“混合社区”，成为城市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之间的“灰色地带”。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关部门和相关城区的紧密配合下，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抓住重点，因地制宜，完善措施，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成效明显，形成了符合杭州实际的“城中村”改造体系，为其它城市解决“城中村”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杭州“城中村”问题的厘定与剖析

杭州“城中村”的定义及分类。杭州“城中村”是指在杭州市规划建设范围内，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杭州6个老城区23个乡镇、280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撤村建居村都未经整体改造，名义上具有城市的性质，实质上仍是乡村，也就是所谓的“城中村”，其余未撤村建居的村，也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城中村”性质。由于形成时间和构成因素的差异，杭州“城中村”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荣市区、已完全丧失农用地的村落，称之为“全融入型”，如西湖区的武林村、九莲村；二是处于市区周边、尚保留少量农用地和独立农居点的村落，称之为“半融入型”，如古荡的古荡湾村、三叉村、景芳村；三是处于远郊、仍保留大量农用地和集体土地的村落，称之为“未融入型”，如彭埠、笕桥和风景名胜区等镇的部分村。

杭州“城中村”问题的凸显。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中村”与杭州城市的矛盾日益凸显，“城中村”问题日趋严重，如总体规划严重滞后、人口构成复杂多变、社会治安隐患突出、物业经济层次偏低及农民生活品质难以提高等，“城中村”与杭州“天堂城市”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成为推进城市化的“拦路虎”、脏乱差的“代名词”、大都市脸上的“烂疮疤”、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地”，以及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被历史遗忘了的古老陈迹”。研究表明，杭州“城中村”主要面临四大突出问题：一是量大面广。2001年撤市设区后，杭州市区面积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经三批试点已撤村建居村庄174个，2007~2011年计划改造村庄54个，再包括萧山、余杭区部分“区中村”在内，杭州“城中村”共计近300个。二是规划滞后。杭州“城中村”村民经济条件普遍优越，建房已从一代楼房升级为四代别墅，居住用地与商业用地相互交织，建筑布局凌乱，缺乏统一规划，“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随处可见。三是环境恶劣。大多数“城中村”基础设施落后，缺少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同时，外来人员集聚，社会秩序混乱，违法犯罪现象滋生，人居环境恶劣。四是历史痼疾。杭州“城中村”形成历时20多年，期间政府的征地拆迁补偿和人员安置政策经历较大变化，在政策兑现中也存在不及时和不到位情况，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