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之前，除了日本人还很少有人听说过京都这座城市，而现在一提起这座城市，人们马上就会将它与“全球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联系在一起。

本月，世界各国代表齐聚丹麦哥本哈根，他们都十分了解《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确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2012年的减排目标和相关要求。

但是大家也十分清楚《京都议定书》的缺陷。比如：一、与科学家提出的减排目标相比，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太低；二、没有要求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测量的减排；三、没有为企业提供所需的长期计划的实质性指导。

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对这些缺陷视而不见。自从2007年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以来，两年时间内，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气候谈判代表们一直在商讨如何克服这些缺陷，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气候条约。而这一艰巨的任务将有意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划上句号。

如果哥本哈根以“成功”而结束，那么我们将能够成功地避免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的危险；如果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解决这些危险的问题。

如果事情这样简单就好了。实际上，仅靠文本和协议这样的工具并无法要求所有国家在未来几年内达到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温室气体减排。哥本哈根的筹码很高。自京都议定书之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已经被证实。人们当前对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影响而不可超过的大气温室气体水平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水平已经大大降低。十年前，气候科学家还认为安全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应为550ppm，而现在他们则认为应低于450ppm。

我们对气候问题的理解和制定有效气候政策的经验在过去12年中已大有进步。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有助于减排、保持经济增长和保证碳循环平衡的政策和激励措施。1997年以前，没有人能从欧洲的排放交易体系或是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中借鉴学习。

除此之外，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公众态度以及政治倾向的转变。在《京都议定书》之后，有了详细介绍气候变化影响的影片《不可忽视的真相》，英国发布了《斯特恩报告》，美国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欧洲2003年遭遇了热浪袭击，以及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在许多国家，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成为弥补政治分歧的关键。一些最具革新的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以及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都积极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所有国家首脑之间会谈的固定内容：如何保持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减少排放。美国也不再怀疑气候变化的事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政治承诺的关键。

对于当年《京都议定书》的不足，人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缺乏公众理解，缺乏明确的科学论断，缺乏有效的政治动力，以及人们在制定有效气候政策方面的经验尚不成熟。但是在今天，这些理由都已经完全不复存在。

两年前在巴厘岛会议开始的新征程，现在已接近尾声。究竟会是成功解决的欢乐还是依旧困惑的沮丧，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如果能达成一项明确的政治协议以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的话，那么哥本哈根还能成为描述一个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时代开始的代名词。这将值得当代人和所有后代人为之而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