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城镇化应该说是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有相当多的农民并没有享有与城镇人口平等的待遇，必须解决他们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住房以及就医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种种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更多的社会问题将会随之而来。

长远来看，要实现绝大多数人安居乐业，还要建设好乡村，实现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增强乡村的吸引力，实现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就地转移。可以预见的是，倘若新农村建设搞好了，农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镇化”，农村人口便自然而然地市民化了，也便不至于出现现有的“城市病”和“农村病”了。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我国进城打工者总数已经超过2.5亿，平均年龄为36岁。过去10年，打工者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有了很大改善。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大谷打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10365名实名注册用户进行的调查显示，60.2%的受访打工者期待未来十年成为新市民。在他们眼中，成为新市民的三大标准是：同工同酬、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住房。

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生活在城镇的人口数量增至6.9079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虽然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已超过一半，但仍低于发展中新兴国家城市化率60%，离发达国家城市化率80%的水准差距更大。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调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城镇化实质就是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成果，分享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必须指出，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四个方面的边缘化。一是政治性边缘化。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镇，却一直被视为城镇社会的边缘群体，没有参政议政、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不能有效行使民主权力，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总是低人一等。二是经济性边缘化。主要表现在：公平就业权受限制，“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劳动报酬权受侵害（劳动报酬权主要包括劳动报酬取得和保障权两方面，是指劳动者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工资支付和实际工资保障，并享有“同工同酬”权利）；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安全缺失；社会保障权缺失。三是文化性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生存方式的“孤岛化”；自我文化认同度低。而且，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认同困境”越强烈，心理落差、心态失衡越严重。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边缘化”。四是社会性边缘化。主要表现为：自身能力有待提升；群体力量有待增强；历史影响有待消除。

根据上述分析，要让农民生活更美好，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破除进城农民的边缘化困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现在的城镇化应该说是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有相当多的农民并没有享有与城镇人口平等的待遇，必须解决他们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住房以及就医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充分估计“不完全城镇化”迈向城镇化过程中的困难，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破解这种困境。如果这部分农民能得到社会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缩短，同时，城市可以增加更多的合格市民和所需要的劳动力，增强城市产业的竞争力。反之，如果种种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更多的社会问题将会随之而来。

探寻农民的出路问题，除了制度建设、氛围营造、行政作为等宏观举措外，还要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调动社会力量的支持，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缩短其城市化进程的过程。确切地说，政府应在流动农村人口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社会组织应发挥辅助作用。至于农民自身，则应不断转换观念、提升文化水平及整体素质，为完全适应城市做好各方面的准备。长远来看，要实现绝大多数人安居乐业，还要建设好乡村，实现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增强乡村的吸引力，实现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就地转移。可以预见的是，倘若新农村建设搞好了，农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镇化”，农村人口便自然而然地市民化了，也便不至于出现现有的“城市病”和“农村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