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规律中可以看出，缓慢的工业化过程，矿产资源耗费也会比较缓慢地增长。而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矿产资源耗费的消费曲线就会变得很陡。

从矿产资源的消费强度上看，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化同期相比，铜、铝等消费强度总体还比较低，只是粗钢和美国比较相近。事实上，在工业化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矿产资源消费强度上升是普遍的规律。尽管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工业比重和其内部的产业结构对消费强度的变化仍起着决定性作用。王安建认为，中国第二产业的比例占有很大的比例，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消费强度仍会保持上升的态势，这就为我们单位GDP降耗目标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王安建表示，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从1990年代开始算起，到2000年，基本上是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过程。从2000年到未来的一段时间，是资本密集型的以重化工为特征的工业化过程。到2015年，有可能出现矿产资源消费的转折点。

GDP翻两番需要消耗多少资源？

到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届时需要多少资源消耗？在充分考虑科技进步对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作用，以及节约利用矿产资源等因素的前提下，王安建进行了预测。

如果GDP到2020年翻两番，总量大约是45万亿人民币，人均31200元左右。如果到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4亿，基本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5.2%，按照弹性系数1.5左右来测算，2020年，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将达40亿吨标准煤或更多，人均2.8吨标准煤；石油消费总量为5.5-5.8亿吨，人均380-400千克；煤炭消费总量为37-38亿吨，人均2.5-2.6吨；粗钢消费总量为4.5-5亿吨，人均312-347千克；铜消费总量为700亿吨，人均5.1千克；铝消费总量为1500万吨，人均10.4千克。

“如果经济增长率再高的话，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耗费还会进一步突破”，王安建说，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科学技术起点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但即便能用相当于美国人均1/3、日本人均1/2的资源耗费来完成我们的工业化过程，仍然需要大量耗费资源。“因此，我们还需要在资源节约上下大功夫”。

解决环境问题还需放开视角

“‘十一五’提出单位GDP的能耗和污染降低的指标，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发展质量的问题”，王安建说，而在能源和矿产资源耗费增加的趋势下，污染物排放还会随着能源耗费总量而增加。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王安建认为，过去我们总是就中国讨论中国，现在我们必须把视角放在全球的高度考虑中国的问题，把视角放得更远一点，更开一点。例如，当我们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的资本、技术就可以进行扩展和转移。转移出去，无论是对中国的环境还是对资源利用都有利，而对承接者来说也是有利的，一方面他们也有发展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的环境容量也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