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

摩天隐喻

腰身的肆意抽拔,是一种充满刺激的竞逐。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曾因故“搁浅”了四年之久,在它停工期间,台北已建成了480米高的101大楼,于是环球金融中心从460米临时加高至492米,暂时性地捧得了世界第一高的美名。

而在上海中心大厦项目上,有相关人士喊出“届时肯定是上海最高楼,要不然我们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的豪言壮语。

阿联酋的迪拜塔,为了独享世界第一的殊荣,甚至一直对它的最终高度保密。

人们不禁要问:第一真的那么重要?这种白热化的竞逐又起自何时?

追根溯源,时间指向了19世纪70年代,在建筑领域的芝加哥学派诞生后,摩天大楼的种子,自此如此迅速地播撒向世界各地。

当新技术在高层建筑上的应用演变成现实,19世纪建筑业的转折开始了。20世纪的摩天楼也不可逆转地开始萌芽。从建筑科技的角度来看,人类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对高楼带来的具体效应,建住方、地方政府甚少有科学、严谨的论证。

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伴随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城市荣誉感也在迅速“膨胀”,高楼似乎也被赋予代言经济奇迹的“标识功能”。在经济基础和城市荣誉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用摩天大楼这种最外显、最质朴、同时也是最浅表的形式表明自己正在向着国际化大步迈进。

“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超级摩天大楼,使得它们能够在地图上崛起。它们希望向发达国家显示它们已经赶上来了,它们现在也同样拥有修建摩天大楼的财力和技术。”美国芝加哥高楼和城市生活环境委员会负责人安东尼·伍德不无刻薄地说。

从这个角度看,此起彼伏的高楼热,与其说是孤立的建筑现象,倒不如说它暗合了中国现今发展阶段特定的社会心理。

有专家就指出,尽管对陈旧与时尚、先进与末流等基本二分问题依然认识不清,尽管在生态、环保、安全、商业价值等关键节点上仍存争议,但对现实中国而言,至少在现阶段,它表现出自己是如此热望高楼。

高楼隐喻着强有力的复兴希望和自信生活的心理磁场。对此,上海市城市规划院城市规划二所所长王嘉漉作了精辟的比喻,他说:上海人在中环内都能看见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大厦。就像他住在浦西潍坊新村的外婆,每天炒菜时只要从厨房窗户望见这两栋高楼,就觉得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检视

谁的竞逐谁的隐忧

透过越来越密集的城市景观,如果我们足够警惕,会发现一些特别的身影。

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超高层建筑设计领域的大腕,正在中国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过去的十年里,SOM承接的中国项目占其全球项目的比重由1%陡增至30%。因此,俯视中国版图上的摩天大楼,端详这些“城市名片”,总能发现SOM的“水印”。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97年—2007年大陆第一高楼记录的保持者———上海金茂大厦。

大楼大生意。

摩天高楼总是处于被检视的命运,但高楼总是源源不断地矗立在城市的天际,一锤定音者则是商业社会的价值法则和城市野心的双重驱动力。

开发商成为这套价值法则的坚定践行者。商业价值的诱惑、对高售价、高租金回报的期望,直接促成了他们的原始动力。据了解,地标建筑往往会得到高出同一地区其他项目20%至30%的租金和售价,更会带动项目中的其他业态的升值。

开发商之外,各地的“城市运营者”———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担纲了实践城市野心的重任,长官意志和政绩观念下,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经济实力者除了高楼,似乎别无其他,“用高度说话”成为了建楼的首要标准。

但更多的专家开始质疑这种对摩天大楼的竞争。他们用了一个专业术语:“高度痴迷症”,浪漫,但透出着苦楚。在他们看来,高楼之争也被概括成“陈旧的时尚”。

在此评价之下,有关摩天大楼的种种弊病被集中起来进行“暴晒”:巨大的投资、高额的运营管理成本、高于普通建筑的危险系数、难于维系的生态与环保等。

成本。当然也是大生意的一部分。由于抗震、防火等需要,超高建筑一般全部使用钢结构,建造成本往往是一般的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建筑的数倍,再加上维护费用,代价惊人。

以金茂大厦为例,这座420米高的建筑,总投资50亿,每平方米造价达2万元,每天开门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而据专家测算,3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在功能上的需求和经济效益的平衡。